■于淥
1961年我從原蘇聯國立哈爾科夫大學物理系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當時物理所理論研究室的主任李蔭遠很開明，對年輕人很支持。我大學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自旋波共振》，李蔭遠原本希望我和他一起做磁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但當他發現我對超導理論等新出現的課題更感興趣時，就要我自己組織一個新的課題組，研究超導理論。
對于一個大學剛畢業、沒有研究經驗的年輕人（我當時24歲），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幸好，當時研究室里還有幾個年輕人，有的從蘇聯留學回來，像莫斯科大學的陳春先和哈爾科夫大學比我高兩屆的郝柏林（他1961年再次去蘇聯做研究生，1963年回國）；有的從國內大學畢業，像復旦的陳式剛和北大的霍裕平。大家志同道合，組織起富有成效的互教互學活動。
雖然當時處在三年困難時期，肚子還填不飽，但大家的勁頭十足。每周要組織三四次學術報告會，一講就是半天。那時思想也比較解放，難的問題敢碰，看似“荒謬”的想法也敢提出來，大家討論、相互批評。這種自由討論的學術氛圍使大家受益匪淺，是我們終生難忘的美好記憶。
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量子場論方法廣泛地運用到凝聚態理論，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巴丁－庫柏－施里弗的超導微觀理論是最杰出的例子。陳春先在玻格留博夫的研究組工作過，是我們學習、研究量子多體理論的帶頭人。當時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從多體形式理論，包括格林函數方法、輸運過程理論和趨向平衡問題等，到凝聚態物理中的具體應用，涉及超導、鐵磁現象和共振弛豫過程等。
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受益非常多，在邊干邊學中邁出了超導研究的第一步。研究雜質對超導體性質的影響是當時的一個熱門課題，P.W. Anderson等人都參與了，但他們只用微擾論分析了雜質散射的影響。出于好奇，我當時做了個“大練習”，用廣義正則變換把含磁性雜質超導體的哈密頓量近似對角化了，發現在能隙中會產生一個束縛態。經過小組里同事們推敲，覺得沒有錯誤就送到《物理學報》，1963年投稿，1965年發表。后來才知道，日本的H.Shiba和蘇聯的A.I. Rusinov 分別在1968 年和1969年也發表了類似的工作。由于這個束縛態離能隙邊很近，實驗檢驗比較困難，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在隧道譜中被定性觀察到，掃描隧道顯微鏡發明后，90年代才在實驗上得到定量檢驗。高溫超導體的能隙具有d-波對稱性，有節點，對雜質散射更敏感，上世紀60年代的這個工作又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我能做這個“大練習”，與物理所當時寬松的研究氛圍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當時的“五人小組”，除陳春先因特殊的歷史原因外（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已過世），其他四人都先后被選為中科院院士。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后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擾。但即使在10年“文革”期間，也有過“反復”“回潮”，我們利用“局部小氣候”盡力做了點研究工作。
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國訪問，以后幾乎每年都來。1972年周恩來總理見他時，周培源先生在座。楊振寧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總理的認可。周培源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闡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我們受到啟發，感覺應從“應用型”問題，如天線計算、推廣計算機應用等轉到“基礎型”問題。通過對國際期刊的瀏覽，我們驚訝地發現，在我們“鬧革命”的那些年，國際物理界對相變和臨界現象的研究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老老實實地補課。我們組織了討論班，分工閱讀重要的文獻，在組里仔細講，講稿疊起來超過一尺。
那時我們是邊學邊干，一方面“啃”K.G. Wilson 在《物理評論》發表的兩篇長文，一方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獨立地推導別人的一些結果。核心問題是計算連續相變的臨界指數，就是找出各種熱力學量在臨界點的奇異行為。我們抓緊計算高階效應，經過近半年的奮斗，終于將臨界指數的計算推到了e的三階。這時我們看到了E. Brezin 等人在《物理快報》A 上發表的同樣結果。我們當然遺憾，但稍感欣慰的是計算正確性得到了驗證。1973年底，我們把文章投到《物理學報》，1975年才刊登出來，連英文摘要都沒有。
“文革”期間，我們憑借物理所“局部小氣候”完成的這項研究成果，在促進國際交流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美國物理學會組織了一個高層次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成員包括巴丁、施里弗、布魯姆貝爾格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事先作了認真的準備，在日本開了預備會，要深入了解“文革”期間中國物理學發展的真實情況。
他們在物理所召開了不同形式、不同規模的座談會，我們介紹了這項研究成果，給他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他們正式出版的調查報告中得到了很好的評價。1977年郝柏林到法國訪問，見到Brezin，給他看了我們1975年在《物理學報》發表的文章，他對在幾乎與世隔絕的中國還能取得與他們相同的研究成果很驚訝。
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這個友誼一直延續到現在。1978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專門討論相變有關問題的索爾威會議，接觸到許多這方面的重要科學家。1979～1981年，我到哈佛和圣巴巴拉做訪問學者，1986年后到意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任職，都和物理所那段時間完成的工作有密切的關系。
回顧這兩段往事，我對所里當時良好的研究氛圍充滿懷念，對當時的所領導，特別是像李德仲那樣的革命前輩、施汝為那樣的科學前輩、孟憲振那樣帶領年輕人沖鋒陷陣的帶頭人，對共同經過風風雨雨的同事和戰友，充滿感激之情。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所研究員 選自中科院物理所文化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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