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博士生來說，準備去哪兒，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生活，都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如果大部分時間與刊物級別、截稿日期、文章篇幅打交道，似乎也順理成章。讀書、寫作本是一名博士生的基本生活狀態(tài)，科研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其在職業(yè)共同體中的位置。通過答辯、戴上方帽子、照過相，奔赴一個好的前程，博士生的生活似乎就該這樣，但如果僅滿足于此，則未免有點單薄。
與前輩學者不同，“80后”的博士生大部分都沒有走出校園的經歷，從決定讀博的那一刻起，其學術軌跡乃至生命軌跡就基本固定。身在校園，直接面對的是師長、同學抑或專業(yè)同行，而專業(yè)之外的人不知道博士生在做著何種研究，博士生同樣也充耳不聞或者無力評判外面的流行文化。這大概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分子從此銷聲匿跡，只剩下各專業(yè)領域里忙碌的專門家”。在知識學院化、學術專門化、學術活動非政治化的社會環(huán)境中，研究某個問題，澄清某種疑慮，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純屬私人化的問題，然而身處大時代，博士生又不可能不被裹挾其中，個體性的問題只有在過往歷史積淀與當下時代關懷的交流和碰撞中，才有可能真正產生意義。我們除了在自己的小時代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大時代的劇目中，同樣不應缺席。從我們預備成為一位知識分子開始，至少有兩點是應該努力的方向。
一是改變面向學院、背對公眾的寫作姿態(tài)，避免成為孤芳自賞的局外人。有時候，不是缺乏才能、勇氣抑或是政治態(tài)度，只是博士生們習慣了在紙上跋涉，不善于發(fā)現(xiàn)自己的受眾，偏狹地以為對話者只限于學者同仁，所以即使偶爾想發(fā)出聲音，其聲音也不免空洞無力。學術領域的專門家們之所以對公眾影響甚微，歸根結底，是沒能學會公共話語，這種話語的受眾不應僅是學者，更應是一般公眾。如果博士生僅僅關注著形而上的普遍知識，對公共文化領域的問題熟視無睹，那么，對于廣大公眾來說，博士生就類似于看不見的人，甚至是多余的人。事實上，當前博士生的生活既不是一派美好，也不是一團漆黑，不論是復旦投毒案，還是橫掃神州大地的霧霾天，對于象牙塔里的我們，都是切近而體己的。如果僅僅停留在純粹學院派研究上，無法從精致而無目的的思想游戲中脫身而出，那我們就錯失了時代賦予的機會。
二是堅守學術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當前公共文化中并非缺乏年輕人的聲音，1980年代以后，在市場化浪潮下，消費文化市場的迅速擴張，催生了一大批媒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熱烈討論著看似嚴肅的公共問題，甚至引領著大眾的價值判斷。問題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所遵循的往往是隱蔽的市場邏輯，而非真正的公共立場，他們是否能把握時代的方向是值得懷疑的。從市場邏輯出發(fā)，他們的“公共性”不再具有批判反思精神，而是從技術層面探討公共問題，甚至迎合公眾的消費文化。大眾流行文化的盛行，進一步壓縮了知識分子的公共話語空間。如何在知識高度專業(yè)化、元話語被解構的今天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角色，檢視公共事務中的不足，是博士生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生存空間越是縮小，讓自己的聲音不在時代的大潮中淹沒就越顯現(xiàn)出緊迫性。專業(yè)的權威性和自主性是學院知識分子走向公共生活的根基，沒有專業(yè)優(yōu)勢，在消費市場上就很難與那些技術專門家們抗衡。
反觀中國，“五四”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從遠涉重洋到傳播馬克思主義，從救國救民到投身革命，他們承載了歷史的重擔。今天我們不再面臨民族危亡的險境，但現(xiàn)代性的危機依然緊迫。現(xiàn)時代的博士生，潛在的知識分子群體，面對各種公眾事件以及圍繞他們的喧囂，理應從各種解經的纏繞中抽身出來，讓理論化的思維邂逅日常生活的操練，如果我們遺忘當下生活，那么我們也終將被歷史遺忘。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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