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見習記者王珊）“我國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工程中心）規模都很小，很難起作用。”6月12日，在中科院學部第四屆學術年會學部學術報告會召開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定昌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一直以來，我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產業與科研之間缺乏有效溝通的“橋梁”。為此，國家啟動了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設，旨在進行工程化研究、驗證，推動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目前，國內已建成國家工程中心100多個。
然而在部分院士看來，國內工程中心的“橋梁”作用并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很多工程中心雖然依托單位在企業，但主要的研發工作仍集中在科研能力和綜合實力較強的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參與科研創新的程度有限。
“工程中心基本都是靠發改委專項支持，企業投入有限，而且由于依托在某一個單位下面，數量雖然不少，但力量很小。”陳定昌認為，這恰恰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據介紹，國外工程中心的經費主要來自于企業，且中心的規模較大。以美國為例，最初，美國國家級工程中心只有10個左右，每個中心都有企業派駐的代表，企業每年需向工程中心交付50萬美元，就可以享受中心所有的研發成果。而現在，美國工程中心的數量已經達到45個。
“這些錢對于企業來說并不多，但企業可以借此迅速了解中心的科研成果，并及時把它們轉化出去。”陳定昌說，而在國內，工程中心的建設存在多部門的利益交叉，這導致大型工程中心建不起來，同時一些不具備實力的部門卻跟風建設。
對此，中科院院士謝聯輝在《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可以借鑒國外經驗，以一個比較強的工程中心為主，聯合有關研究機構和中心，將分散的力量組織起來。
謝聯輝曾經幫助一些工程中心做過論證，然而讓他意外的是，有些工程中心雖然有很強的實力，但最后卻沒有建成。“各個都想當英雄，但沒有一個領頭人，成果也很難輻射到各個產業中去。”
對此，中科院院士歐陽自遠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成果轉化或許還可以另辟蹊徑，“不是非得企業找研究所，研究院所也可以主動找企業。比如我們不能生產的產品，就會去對接能夠生產的企業，我們提供經費”。
歐陽自遠認為，這也是一種“轉化”方式，即與國家的重大任務結合起來，與企業尋求合作，而企業通過生產這些產品也能獲得技術上的提升。“當年，美國阿波羅計劃就是采用了這種方式，引領全世界高新技術的發展20余年。”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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