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燕舞

時值中法建交50周年，近期，74歲的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院士、巴黎高師前副校長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GUI?RE）女士，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之邀，來華講學一個月。

早在34歲時，巴斯蒂就受費正清之邀，為享譽國際學術界的《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撰寫其中的最后一章《社會變化的潮流》。巴斯蒂的父母以及外祖父生前都是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院士，“一門四院士”在法國院士制度創立近400年的歷史上也極為罕見。

在國內各界熱議院士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中國科學院第17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會雙雙于今年6月中上旬閉幕的語境下，“法蘭西經驗”能為中國提供哪些改革鏡鑒？就此，我們不妨聽聽巴斯蒂院士的介紹。

法蘭西科學院有五個學院

此番講學，巴斯蒂還受邀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做了題為“論法國和中國人文學與政治學的產生”的報告，她特別指出：由于翻譯的問題，很多歷史著作都將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誤譯為“道德及政治學院”。

在巴斯蒂下榻的“京師大廈”，她從專訪開始時即對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史特別是相關譯名進行辨析：“Institut de France”的精準譯名應該是“法蘭西科學院”或“法蘭西學會”，但國內多混淆為“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其實，法蘭西科學院旗下有五個學院，“其中歷史最悠久、榮譽級別最高的是法蘭西學院，是1635年由當時的宰相、樞機主教黎塞留成立的，它的任務是專事語言文學研究和維護法語的純潔性與標準化，早期的主要工作是編辭典”，“程抱一先生是第一個當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華裔”。

由于法蘭西學院的榮譽級別較之于其所隸屬的法蘭西科學院要高，所以，法蘭西學院院士可以籠統地稱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反之則不能成立。

“除了法蘭西學院負責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研究，還有專事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還有一個學院叫碑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后者“管古代中世紀到17世紀的所有文學和歷史的研究，不只是關于法國的，是關于全世界的”，“這個學院里面有著名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他的研究涉及宋代等中國古典文獻，寫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王夫之。”謝和耐院士的代表性專著有《中國社會史》（1972）與《中國和基督教》（1982）。

法蘭西科學院旗下第四個學院是美術學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今年去世的朱德群和去年病逝的趙無極兩位旅法藝術家，都曾是該院華裔院士；趙無極、朱德群1949年前后留法時的同學、2010年病逝的吳冠中先生，則是該院通訊院士。

巴斯蒂所屬的學院則是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她曾長期擔任這一學院的副院長。

法國怎么選院士

“跟我父母完全沒關系，推選我的全都是另外一些院士，而且我的專業跟我父母的專業完全不一樣。”當話題由“一門四院士”的傳奇過渡到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遴選與退出機制時，巴斯蒂告訴筆者，其父母的研究領域都是國際法，她是經歷過2000年的落選，2001年才被成功推選為院士的。

不過，“我母親是法蘭西科學院第一位女性院士。直到現在，在整個科學院里面，女性仍然很少”，“我父親上過巴黎高師，他很像中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所以我后來在研究清末的士大夫時覺得這些人物我比較熟、比較親，他們都有崇高的理想，不太關注物質生活。”

法蘭西科學院旗下的法蘭西學院有40個院士席位，人文及政治學院有50席，美術學院有57位院士，“選新的院士，基本的條件是有一位院士去世了”，“推選的院士會寫信給其他的院士，說我知道有一個人的著作怎么怎么樣、有什么功績，這個人應該當院士候選人”；當然，“也有人毛遂自薦當院士候選人”。

巴斯蒂所在的人文及政治學院又分為六個學部，一般哪個學部有一位院士去世后，該學部一年之后會開會，內部征求院士們關于推舉新院士候選人的意見，“無論是否有人推舉，所有的候選人都應該給本學院負責人寫信告訴他想當候選人，并給各個院士手寫一封信，寄送本人的簡歷和文章；還要去拜訪本學院每位院士。”

自然科學院因為院士多達260位，候選院士只需拜訪本院主席和兩位學院秘書以及本學部的院士（該院分為數學、物理、機器和計算機科學、宇宙學、化學、生物學和醫學等六個學部）。

巴斯蒂繼承的院士席位來自1999年辭世的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院士， “一是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那時候需要一些女學者；一是他們需要一個同樣了解中國的新院士，要有些名氣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當選”。

據巴斯蒂好友、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前會長張芝聯教授（1918年～2008年）的一篇悼文介紹，佩雷菲特院士盡管曾貴為參議院議員和部長，盡管1987年就被選為人文及政治學院歷史學部院士，但他遲至1994年才以《信任社會——發展、現代性與文化因素》的博士論文，正式通過巴黎四大舉行的國家博士論文答辯會——早在46年前，佩雷菲特就曾向巴黎大學提交博士論文題目，只是因故耽擱撰寫。換言之，佩雷菲特在擔任多個部長職務及當選為院士后，他很多年里一直不曾擁有博士學位。

“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遴選完全由院士所決定，總統不會說這個候選人不行。”祖國的學術獨立是巴斯蒂引以為傲的，“這是從法國大革命時就提出的原則。”在其印象中，院士因學術不端或違法而被除名的情形少之又少，只有一名文學家院士阿貝爾·博納爾（Abel Bonnard）因在“二戰”期間擔任過“維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權——采訪者注）的教育部部長，加之“戰爭末期他逃到了西班牙”，所以戰后審判時被法蘭西科學院除名，“這實際上是政治問題，不是學術問題”。

與中國院士制度面臨的顯性挑戰類似，院士的老化也是法蘭西科學院難以回避的，院士的相對年輕化自然成為一種應對主張。巴斯蒂是剛滿60歲時當選為院士的，“有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院士是50歲左右當選的。”從2004年開始，自然科學院開始遴選更為年輕的院士，“規定75歲以上的院士要變成名譽院士，即他們不可以再推選其他新院士，不再得到月薪，但是有權參加學院的會議。”近期，人文及政治學院也在考慮“是不是要將75歲或80歲以上的院士變成名譽的”。

“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不一樣的，自然科學的創造力開始爆發的時間點有時很早，甚至是在自然科學家20歲或30歲左右的時候，以后他們的創造性反而常常不是那么高。”巴斯蒂反對在院士年齡問題上“一刀切”，經常與她一道開會的一位自然科學院的生物學家院士雖然88歲高齡了，“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而且他寫文章寫得非常清楚，他還常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些科學發展和道德上很難解決的新議題。”

作為一種折中，巴斯蒂習慣了“院里有一批70歲到90歲的院士都不參加活動”，“如果一個院士行動不便且腦力有些問題的時候，他們就可以不去參加會議，就在家里”，所以，“我們應該選不同年齡的院士”。

院士月薪300歐元？

法蘭西學院創始人黎塞留主教1635年所制印章上的名言是“獻給不朽（? l’Immortalité）”，所以法蘭西學院院士這一殊榮又被譽為“不朽者”。也因此，程抱一先生2002年6月當選為首位華裔院士后，國內思想文化界有聲音贊之為：“從此成為與伏爾泰、拉馬丁、雨果、巴斯德、瓦雷里等并列的不朽者。”

不過，據筆者了解，法國國內也長期存在著批評法蘭西科學院官僚化的聲音，如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嘲諷過法蘭西科學院；2004年，著名“新小說派”代表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但厭煩繁文縟節的他一直拒絕發表就任演講，也從未去學院出席過例會，直到四年后病逝都沒有接受這一“不朽者”的榮耀。

對于接受者而言，除了成為“不朽者”的榮耀外，“當上院士有什么好處？”

巴斯蒂的老友、年初請辭“資深教授”（相當于社科界“院士”）的華中師范大學前校長章開沅，在今年3月底接受中國大陸媒體專訪時回憶道，他2001年在巴斯蒂獲選為院士后問過上述問題。巴斯蒂當年機智作答：“當然有，有一套院士服。”此次專訪中，巴斯蒂補充道：“實際上這個服裝也不是國家給的，只是你有權力穿，其他的人不能穿，但你需要自己買；你還可以佩劍，其他人也不可以佩戴。”

當選為院士后，會有一個極其莊重、熱烈的授劍儀式招待會，與會的親朋往往贈送新院士一部分禮金，“你可以利用這個購買服裝和劍，因為院士服是需要刺繡的，這種刺繡非常非常貴。”巴斯蒂笑稱，“可是我的朋友不是資本家，他們送的禮金也并不太多。”

“被選上院士主要是一種榮耀。”巴斯蒂的介紹中最令筆者驚訝的是，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月薪只有300歐元，“即使我們努力參加每周的學術會議，一個月最多的工資也才400歐元，而法國現在法定的最低工資是一個月1120歐元。”巴斯蒂此番來北師大講學，今年9月將再次訪華，“我所在的學院不會給我發差旅費、補助等。”所幸，巴斯蒂和其他院士一般都有其他工作，有的還有退休金，“如果單靠科學院的工資是不夠生活的。當選為院士，物質方面差不多沒有其他經費。”

自1964年中法建交后初次訪華以來，巴斯蒂完整見證了兩國整整五十年的文化與學術交流，在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來，“中國的院士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院士們能得到研究經費，他們在一些機構有實際的權力。我們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完全只是一種榮譽、榮耀，當然也有實際的工作要做。”

巴斯蒂和其他院士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各個大學或高級研究機構選聘教授時，負責“在上面進行評審”，“這個評審的任務很重。我們要看他們推選的這個人是真的有資格還是沒有資格，或者他們遴選的方法是不是公平、有沒有真正的競爭”，“一般我們認為不合格的人選，他們不可以選聘，我們的建議會很明確，會講清楚我們為什么拒絕。”

雖然已經從巴黎七大退休數年，巴斯蒂院士依然參加了許多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學術委員會和理事會，“做評審和顧問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完全沒有報酬的，我有時整個下午聽他們的報告和討論，說很多話，可我得不到一分錢。”

盡管身為院士并不能獲得什么實質性的權勢與物質利益，但古稀之年的巴斯蒂依然葆有一個法國老派知識分子的榮譽感，這和上兩輩“一門三院士”的激勵也不無關系吧，她語氣篤定：“我們院士的一個職責是在高等教育機構上面進行評審，這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成立法蘭西科學院并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時所確立的任務和義務。”

【北師大歷史學院副教授龐冠群以及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孫沛東、北大世界文學研究所青年教師程小牧對本專訪亦有貢獻，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