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韓琨

7月底，教育部公布《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要求各高校于今年10月底前，要將招生、基建招投標、財產捐贈、校級領導干部因公出國、學術不端等50項信息全部向社會公開。本報特就此以專題的形式，透視高校信息公開的方方面面，以及《清單》可能的效果和意義，呈現給讀者。

聚焦

《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

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試信息、財務資產及收費信息、人事師資信息、教學質量信息、學生管理服務、學風建設信息、學位學科信息、對外交流與合作信息和其他信息10個大類50條具體項目。

教育部發言人：《清單》只是一個底限要求，我們鼓勵高校在《清單》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公開的范圍、加大公開的力度。今后，教育部還將根據最新政策要求對清單進行動態更新。

鏈接

近年高校腐敗案件

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因涉嫌受賄罪被逮捕。經查，2006年至2013年期間，蔡榮生利用職務便利，在學校特殊類型招生過程中為考生提供幫助，收受賄賂1000余萬元。

2003年至2007年，湖南省教育考試院原監察處副處長譚博文，收受賄賂279萬元，幫助71名考生通過“點招”進入多所高校就讀。

2004年至2006年，四川內江師范學院招生就業處處長金勇收受兩中學校長賄賂款206萬元，將這兩所中學不符合補錄條件的349名考生錄取。

2013年，長期分管學校資產、基建、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學原副校長劉志和因收受賄賂262.6萬元被法院判刑15年。

2012年，湖南工業大學原校長張曉琪因基建問題被判處無期徒刑。

高校應該向社會公開哪些信息？

顧曉鳴：除國家機密外，全部都要公開。

高校信息公開需要引入現代的會計審計制度、現代的新聞發布制度等，目前上海很多高校已經在做了。例如，復旦大學前任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任職期間，將圖書館方面的許多信息都予以公開。葛館長能做得到的，其他部門也能做到。我本人在擔任系主任期間，對于系內的許多事務，例如出國審批等，也全都是公開的。

《清單》屬于頂層設計，而那些細微處的事務，我們應該同樣重視，予以公開。絕對不能因為有了《清單》的出臺，高校就認為這件事（信息公開）已經完成了。打個比方，墻上的洞很容易被觀察到，但墻壁上的縫隙卻很容易被人們所忽略。《清單》上沒有涵蓋的細微處，同樣需要重視。

高校信息公開，需要通過治理制度的建設，進行零差錯管理：在每個環節上都有“清單”，需要高校自身公開透明，讓師生和其他部門在過程中就能監管得到。《清單》意味著，對于事務的前期并不過問，只是到最后公布出一個結果，實際上反映出監管方法論的匱乏。

侯定凱：過去十多年里，教育部頒發了一系列文件，要求高校公開各類信息。現在需要反思這些文件的規定哪些執行了，哪些沒有，執行的質量如何。這次教育的《清單》對照過去頒布的規章、條例進行了梳理，體現了對制度執行的嚴肅態度。

在討論《清單》時，目前主要是從監管、監督的角度出發來提出公開事項。我個人認為，在討論應該公開哪些信息時，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哪些利益主體需要公開信息”。信息的價值是相對于特點主體而言的，不同利益主體對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從信息服務的角度來說，必須提供真正被需要的信息，這樣公開信息才是有價值。例如，主管部門需要高校公開教育、教學管理方面的信息為自己的決策提供依據，考慮接收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希望高校提供人才培養質量方面的信息，家長、學生更需要獲得關于教育成本、課程信息、教育服務等方面的信息。國際學術同行出于合作的目的，可能更關心教學、科研方面的特色、優勢方面的信息。

就目前公布的《清單》而言，我覺得尚需加強教育質量方面信息。雖然規定了高校應該公布本科教學質量報告，但這份報告應該包括哪些針對教育質量的信息？這方面是否應該提供一個文本框架？

熊丙奇：教育部此次發布的《清單》，是對2010年9月施行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的進一步落實，該《辦法》明確規定高校必須公布辦學基本情況、招生、考試與錄取規定、財務、資產與財務管理制度等12大類信息。而這次發布的清單則對公眾關注的招生考試信息、財務資產及收費信息等10大類信息提出50個項目的具體公開要求。

發布《清單》，對改變目前高校信息公開不充分、不及時，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以前的《辦法》，雖然明確了公開的內容，但總體而言比較籠統、模糊，這給了高校是否公開、公開哪些信息的裁量權。現在清單明確公開的細目，高校是否按清單公開，就一目了然。對應清單，公眾可以了解高校信息公開的程度，教育主管部門也可追查高校不按清單公布信息的責任。

高校此前為什么沒有公開信息？阻力在哪里？

顧曉鳴：高校內部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關系。且高校的權力和資源的分布十分奇特。例如后勤、基建，從級別角度講不是很高，但卻十分重要。

最大的阻力在于高校整體行政過程和用錢過程中，有很多扭曲，同時由于行政和科研的復雜性，所以就更不確定了。而行政規定往往把高校的復雜性簡化了，簡單而剛性的管理方式遇到了柔性且復雜的科研項目和事務。

但有一點需要澄清，我們不應該使用似是而非的“去行政化”的概念，高校要治理，不可能離開行政系統，而單純地依靠教授治校也是有問題的。我們應當把清單落實作為過渡，從而建立現代高校管理制度。

侯定凱：此前，高校的信息公開陸續在改進過程中，不同的高校情況不同。其中，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高校信息的透明度，并不完全與大學的品牌、知名度相關。知名高校在信息公開方面的表現并不一定出色。

至于高校信息公開的阻力問題，首先在于信息公開是一個制度性和技術性兼具的問題。信息公開有賴于前期的信息收集制度，信息統計、積累這本身需要一個長過程，而且信息收集的方式是否科學合理也是一個問題。如果缺乏嚴格、系統的信息收集制度，信息公開也就無從談起。

另一個阻力來自信息發布的不同部門之間的聯動關系缺乏。我們注意到，一些主管部門向社會提供的信息是陳舊、籠統、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的。有時，高校公布信息的及時性、準確性是對上級部門提供信息及時性、準確性的連鎖反應。基于這些原因，教育主管部門應當首先改革自身的信息發布制度，以便為各高校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阻力之三在于問責制度的缺乏。要求信息公開，但沒有后續的跟進問責，高校存在惰性，比較被動。許多高校還沒有意識到信息公開是高校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對他們而言，不公布信息沒有壞處，公布卻要很多投入，而結果可能會帶來很多“麻煩”。因此，高校沒有動力推動此事。此外，高校公布的信息在受眾面、更新速度、對公眾興趣的關切度等方面的不足，也制約了社會對高校信息公開監督的動力。

熊丙奇：缺乏問責機制。比如，我國教育部曾對高校招生提出“六公開”“十公開”等要求，新近提出的“十公開”要求，就對招生信息公開提出非常明晰的要求，比如對于特殊類型考生，公示的考生資格信息應包括姓名、性別、所在中學（或單位）、享受照顧政策類別、資格條件、所參加的特殊類型招生測試項目等。按理，對于如此明確的信息公開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應該嚴格執行，可是，在鬧得沸沸揚揚的遼寧省體優生加分造假丑聞中，大家發現，該省公布的體優生、高水平運動員信息，根本沒有按教育部要求公示，公示的信息中沒有考生的性別，沒有照顧政策類別（即錄取優惠分值），沒有資格條件（即測試的成績）。不得不追問的是，為何對于如此偷工減料的公示，教育主管部門不追究責任？難道“十公開”要求僅是擺設？

這一政策的前景如何？高校會落實嗎？

顧曉鳴：高校肯定會落實，但落實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例如，高校沒有處理復雜問題的方法論和指導意見。治理和監督需要付出成本，人力、物力、時間都要精算。

《清單》表明，某些規定在教育部之前發布的文件中已經作出了要求，主管部門以前有過這些想法，但是沒能收到預期效果。這是行政方面比較懶惰和不發力的表現。高校以及主管部門都應當走到基層，研究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然后指導基層通過制度建設，由紀委、職工代表大會、教育部等相關方監督，細致地進行解決。能做成一件就先做一件，逐步解決，在過程中積累經驗。直到除國家機密以外，全部公示、公布、公開。例如，像評優和獎學金的事項，其實是學校最頻繁的日常工作，直接牽涉學生利益以及學校的公正和清廉與否，也可進入《清單》。

侯定凱：信息公布本身不難，問題在于我們更要關注公布的信息質量問題，例如信息的完整度、準確性、發布的持續性等。要各高校在短短幾個月里公布高質量的系列信息，我個人不是很樂觀。從根本上說，信息公開是一項制度建設，也是一種管理文化，狀況在短期內很難有明顯的改觀。

另外，信息公開的標準化問題也值得注意。傳統上，高校和主管部門公布信息時，通常存在術語概念的使用不規范、數據指代不明確、數據之間缺乏內在邏輯性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嚴重影響所公布信息的質量。而信息標準化、規范化建設問題，目前似乎還沒有提到議程上，因此，短期內《清單》執行的結果可能不會很理想。但這是一個積極的開始。未來，教育主管應該鼓勵社會機構監督信息發布的實施情況，比如，設立高校信息透明度的排行榜。

熊丙奇：如果不建立問責機制，《清單》很可能難以得到執行。信息公開《辦法》規定，高等學校不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義務的，不及時更新公開的信息內容、信息公開指南和目錄的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予以通報批評；對高等學校直接負責的主管領導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由高等學校主管部門依據有關規定給予處分。對此，教育監管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督責任，不能坐視不管。

除此之外，筆者建議引入人大監督、問責，人大具有監督、質詢的職能，應該對高校依法辦學進行監督，對不依法辦學，濫用國家撥款或者濫用辦學權進行權錢交易的行為進行督查，并由司法機關對其中的違法犯罪問題進行調查、處理。

宏觀地看，在高校與社會的溝通方面，教育部此舉有何意義？

顧曉鳴：高校本身是社會的一部分。國外的一流大學與社會的互動非常多，受到政府監督，也受到捐贈的校友們的監督。

《清單》應當是使高校回歸社會的推力，重新提出了“社會要管大學”這一重要思維。目前對于社會其他單位來說，大學享有很多特權。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教育部的作為，人們重新感到，大學不是關起門來的所謂象牙之塔。政府、國家、人民給大學的權力，未進入大學的公民也有權參與和圍觀。高校本身有義務公開信息，讓高校的資產和無形資源，理論上來講，都讓公眾共享。在這方面，高校應努力結合全媒體的進展，尋找和創造好的渠道做好此事。

侯定凱：高校單方面的努力很重要，它們需要更主動地發布信息。但是，高校如何更迅速、有效地傳達到需要信息的受眾那里，也很重要。在建立有效的渠道方面，目前有很多的技術手段可以利用，以便引導公眾主動關注高校信息。這也是促使高校不斷改進信息發布工作的一種倒逼機制。

另一個問題是高校信息公開的價值觀問題。高校不能因為覺得信息公開的工程量龐大就不去做。近年來，高校越來越多地關注自身的社會形象和品牌影響力，而信息公開本身就是品牌建設的重要方面。高校應當改變過去封閉辦學的姿態，積極主動地公開信息，這一態度本身可以幫助其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

熊丙奇：要讓高校做到辦學公開、透明，行政部門加強監管是一方面。教育部推進信息公開的意義在于，要讓大學辦學對社會公眾負責，但這只是來自行政的力量，而非來自民眾真正對高校辦學的參與、監督。

在行政主管部門依法監管之外，更需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在現代制度框架下，校長通過公開選拔產生，必須對師生負責，而不是只對上級行政部門負責；校長必須按規定向大學理事會（董事會）述職，公開所有辦學信息，接受師生和社會公眾的監督。另外，學校行政權、學術權、教育權分離，行政不得干預教育、學術事務決策，也就從制度構建上防范了教育、學術管理、評價中的權錢交易。

同時，還應在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改革中，培育第三方機構，對高校進行專業評價。高校公開的信息，不能僅來自學校內部，而應由第三方參與，或采用權威的第三方數據，例如財務信息，就應由獨立的審計機構審計后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