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的深圳，空氣依然燥熱，卻難敵大一新生們的熱情。南方科技大學的校園里，新生們拖著大包小包，欣喜地張大眼睛左顧右盼，盤算著自己的新生活。行政樓三樓的校長室，朱清時正忙于交接工作。

9月1日早8點，這所學校的開學典禮如期舉行，在短短的40分鐘里，校長朱清時一如既往，堅定地向在座的學生和家長保證：南科大將繼續改革之路。也許在座的無人知道，也就是今天，這位近年來中國最富爭議的大學校長，因合同到期，明天他就將正式卸任。

“這一個月，我心里頭很愉快。”朱清時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說。對于新校長是誰，朱清時選擇保密。

就在前不久，有媒體用“慘勝”來總結朱清時的南科大歲月，朱清時似乎只認同“勝”，“這五年把可能做的事都做成了，唯一遺憾是學校章程沒做成。”

無怪乎輿論的關注。自南科大成立以降，首批“教改班”有4人退學，3名港科大教授退出，深圳市公開選拔正局級副校長，招生方案更改為“6+3+1”模式（采用高考成績占60%，南科大復試成績占30%，高中平時成績占10%）……這些都與建立南科大的初衷——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學位，背離，“朱清時改革失敗”的評論因此塵囂直上，朱清時自然是不同意的，“都在一點點推進，只是推進速度慢，大家看了覺得不過癮。”

朱清時并不希望自己是南科大的形象代言人，更希望用一盞燈來形容他的作用。 CFP 資料

給教改方向點亮一盞燈

似乎，從來沒有一所高校像南科大一般，在“襁褓”中便備受矚目與爭議。它的每一個腳印都與教改成敗相系，牽動著人們關于能否解答“錢學森之問”的焦慮之情。

然而，短短五年何以解開“百年樹人”謎題；短短五年要讓一所高校從無到有，并成為教改急先鋒，是否太過急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創業與改革的艱辛如何一言蔽之，并輕言成敗？

9月1日，南科大即將結束“朱清時時代”。

當有媒體以“遺憾朱清時”為標題做了報道，朱清時認為這個標題很糟糕，他對此有意見，也很失望。“學生基本上對教學是滿意的。（用）遺憾吧，就讓別人以為好像是朱清時出了什么大問題。”

雖然多多少少有一些遺憾，比如未能在章程上達成一致，但對于朱清時來說，此時他更多的是欣慰和愉快，因為南科大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當初的預期。

從2009年9月朱清時接過南方科技大學（籌）創校校長聘書開始，朱清時因南科大成了風云人物，南科大也因朱清時站在風口浪尖。

接受校長一職時，朱清時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去行政化”，由自己兼任黨委書記。他想著能推行在中科大時無法進行的改革，能在南科大得到突破。他的理想，就是行政權力不介入學校管理，校領導不設任何行政級別，靠自身影響力和對社會的貢獻，贏得認可。

教育部、廣東省教育廳對南科大在籌建、轉正、招生等一系列事件中的特事特辦，都讓朱清時感覺到，南科大的改革實踐，有戲。

南科大之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就像當年深圳之于中國經濟，被寄予厚望。

然而，當首屆“教改班”出現4人退學，3名港科大教授出走并提出質疑，深圳公開選拔正局級副校長，更換新黨委書記等事情發生時，當南科大在改革實踐中不得不做出諸多妥協時，對教改失望已久的人們再一次惋惜，并質疑南科大改革是否就此宣告失敗？

新入職南科大的教師陳銳認為學校在朝著目標穩步發展，也相信去行政化和自主招生等改革最終將實現。“學校的氛圍還是比較靠近國外高校的。相比其他學校，南科大鼓勵學生加入到教授的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即學即用。我很欣喜，在各個崗位上，包括行政、教師、科研、后勤等，都在盡職做好工作。”

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教授也認為南科大的氛圍和美國的高校有點像，“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相待的，老師之間的關系很簡單。自主招生6+3+1模式很不錯，已有不少學校效仿；自授文憑以后會不會有，要看國家政策是否支持；去行政化已經比一般的學校好多了。”該教授告訴澎湃新聞。

朱清時自然是掌握這些來自學校內部的評價的，“盡管都沒有最后成功，但做出了很實在的頭幾步。”而對于自己的評價，他比較認同熊丙奇的一段話：

“朱校長在推進南科大這樣的改革過程中，雙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進行了高校改革的雛形。我認為，因為正是借助南科大這個平臺，我們就是在說，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學位，這個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東西，具體化了。所以說本身就是他進入南科大，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進行了一個思路上的宣傳，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價值。”

朱清時并不希望自己是南科大的形象代言人，如果說最初的“高調”是為了讓社會知道南科大要做什么、怎么做。在大家知道之后，朱清時寧愿回歸“低調”，更希望用一盞燈來形容這樣的作用，“就像南科大校徽一樣，點亮了一個火炬、一盞燈，影響了很多人的觀念，把改革具體化，并都在做，做得還不壞，沒有失敗，就是很大的成功了。”

學生被認可便是成功

研究這些年關于南科大的媒體報道，我們會發現，人們的目光更多地只放在教改成敗與否的爭論之上，對這所學校的學生究竟發生了什么，卻少有問津。

聊起學生，朱清時的笑容不再克制，神情也變得柔和了許多。

“今年畢業的恰是南科大首屆學生，他們入學在南科大教改的最開始，教學大綱、課程設計還不完善，但那時有很好的老師教他們，使他們有機會學到課本之外的很多東西。”朱清時對自己的學生充滿自信。

2013年11月，南科大學生戰勝來自全世界204支隊伍，在麻省理工學院主辦的國際基因工程大賽上取得一枚金牌；在2014美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中，由南科大3名本科生組成的參賽隊榮獲國際一等獎……

通常，高校學子參加世界性大賽，都以高年級或者研究生以上同學居多，且由老師組隊并訓練。在南科大，同學們都是自己報名，并無老師專門指導，即使賽場設在異國，亦自行前往。

朱清時說起這些就很自豪，“我們學校還有幾個學生去參加國際數學競賽，今年在保加利亞舉行，全世界有600多個大學的學生參加。他們第一次參加，根本沒有老師帶，我們就資助路費。結果三個人都得獎。這說明我們學生自學能力特強。”

今年7月9日，南科大舉行了首次學位評定委員會會議，被評定的畢業生只有兩人，他們分別收到了牛津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布里斯托大學的錄取通知，決定提前畢業。

兩名學生捧著墨綠封皮、燙金校徽的南科大自授文憑，與朱清時校長一起合影，這張照片曾被不少媒體刊登，曾掛在南科大官網最醒目的位置。

“學長只有17歲，但是直博牛津，讓我們壓力很大啊。”首屆“教改班”取得的成績，讓下幾屆的學生也有了動力，2013屆學生小敏（化名）告訴澎湃新聞，“以后也希望自己申請上國外高校，繼續做研究。”

“我們教改實驗班1/3以上的學生，在全世界任何大學，包括哈佛、牛津、麻省理工的本科生中間都是出類拔萃的。另外剩下的人中至少一半，在國內的高校中也都是很優秀的。即使是最后的這部分人，成績不是太好，但他們如果畢業，也都會成為社會歡迎的人才。”相比聊自己，朱清時顯然更愿意聊學生。

“回過頭看，第一屆學生的學業最重，所以淘汰率很高，當時有四個學生退學，媒體就抓住了這個來報道，這也很正常。大學要改革，要加大競爭力度，沒有淘汰就沒有動力，中國的大學教學其實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嚴進寬出，進了大學就都躺著等畢業。這樣的大學就沒有意義了。”

而南科大就是要徹底改變這一點，所以有四個退學很正常，據朱清時透露，這次還有十幾個學生可能會延遲畢業。

澎湃新聞發現，在首屆“教改班”中，幾乎所有學生都選擇申請國外高校，繼續深造。

朱清時認為這也恰是南科大的成功，“學生通過這幾年讀書，熱愛學習，熱愛研究，而不是想去賺錢、工作。”

對話朱清時

“這五年，我們已經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第一屆學生中，很多人是沖著您“朱清時”的名字來南科大的，可我這次逛了幾天校園，發現不少新生及其家長對您并不太了解，相反都是沖著南科大的名氣來的，這個挺有意思。

朱清時：這個轉變很重要、很好。一個學校不能跟一個人綁在一起。

澎湃新聞：我和一些家長聊，南科大貫徹了您的很多理念，他們擔心新校長接任會不會又重新搞一套模式，或者使南科大倒退？

朱清時：南科大當然存在著多種可能。我現在唯一能說的就是，這五年，我們已經為南科大建造了很好的基因。就像人一樣，基因好，成長起來就可能變成一個很優秀的人。南科大的基因很好，肯定會發展成一所很優秀的高校。

至于南科大今后是否在體制改革、教改等方面取得預期的目標，還看以后的努力，所以有多種可能。但不管南科大怎么發展，我認為只要加入南科大的學生，南科大的這幾年在他們一生中都是寶貴的，因為他們正在親身經歷中國的這場高教改革實驗。

這一千多學生，師生比在7：1左右，所以他們享受的優質教育資源是很豐富的。只要努力，他們會大有收獲。

他們唯一的風險就是，別人都會猜測（學校課程是否完善）。因為學校剛成立，教學大綱、課程建設還不完善，這些對一個新成立的學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教育最根本的規律不是教學大綱或課程設計，而是老師和學生的深入交流。如果學生有這么好的老師和研究條件，他們能在大學階段就從事科研，通過研究學習，他們的創新能力會更強大。

澎湃新聞：現在推行“6+3+1”模式，也有家長提出，南科大以后會不會躋身985、211，不再享有相對特殊的招生模式？

朱清時：我想不用擔心。因為關于“6+3+1”的模式，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已經明確，“6+3+1”就是高考的多次考試、多元選擇綜合評價模式。

現在國內很多高校都開始在做這件事了，這個是中國高教改革、高考改革的一個方向。中國的高考改革一定不會走回頭路的。

“最大的遺憾是章程沒有寫出來”

澎湃新聞：五年對于一所學校、一個校長，是非常短暫的，您傾注了所有的理想和心血在南科大，為何不選擇續任？

朱清時：我很清楚五年太短。其實這次不算退休，只是合同到期了。我沒有選擇，我第一個任期合同是五年，就是（2014年）9月1日，我就到任了。

我今年68歲了，年紀大了，身體狀況也不符合繼任的要求，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我要有自知之明。南科大要良性發展，需要一個更有精力、更有朝氣、更有改革意識的人。當然我希望他能夠比我的聲望更高，這樣南科大才能上一個新臺階。

澎湃新聞：管理學校是否也跟治理國家一樣，關鍵在于規章制度？

朱清時：關鍵在規章制度和文化。

如何認識規章制度的重要性？以數學課為例，多數高校新生入學后就分專業，有的學數學，有的不學，有的即便學，難度也不一樣，但在南科大，新生入學后都要上數學課，且難度統一，這樣一來，學生今后不論學什么專業，交叉學科的能力都很強。這就是學校制度上的一個成就。

在學校文化上，南科大是教授治校，重大事情都讓教授來討論。教務長、秘書長等校領導也都是教授會選出來的代表，這種文化使得學校行政人員都有一種觀念，他們是為教學科研、為教授和學生服務的。這樣建立起來后良性發展，學校一定能建好。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想做、還沒來得及推行的理念？

朱清時：當然有，就是學校的章程。

章程相當于基本法，但要制定章程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難度在于要制定章程，其中的每一條，比如管理體系、管理機制等，都要在學校、深圳市委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之間形成共識，得各方都同意才行。

南科大現在的這套管理體制是一種創新，每一點都跟現有的其他高校的規章制度有些差別。而取得共識的基礎是靠實踐成功，可惜南科大建校時間太短，這個需要更長的時間。

澎湃新聞：您覺得這個過程需要多久？記得您曾說，南科大一定會成功，但不一定在您任上。

朱清時：這取決于歷史機遇。就以深圳改革開放之初為例，當時做了一些違反規則的事情，比如土地拍賣，那時是違法的，但后來專門成立了法律。南科大的改革就跟這個同樣道理，可以先試，但要把它變成書面文件、規章制度和法律，這就需要很長時間，要達成共識，但這也不是終點，像土地拍賣等制度現在已經有30多年了，還在不斷修訂中。

有人會問，教育改革難道比經濟改革還難？教育改革達成共識更不容易，因為教育的效果不像經濟的效果那么容易看到。所以我覺得，像經濟改革達成共識花了二三十年，教育改革說不定會更長。

“第一屆學生被認可，自授學位就成功了”

澎湃新聞：究竟怎么理解高校的自主權？南科大之前在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學位上的讓步，算不算自主權的部分喪失？

朱清時：學校一定要有自主權，自主權最重要的就是自主招生和自授學位。但這個路會很長，其中方方面面的利益錯綜復雜。

就自主招生和自首學位本身來講，并不容易做。比如，自主招生怎么做到公平，這需要一些操作辦法。比如你怎么能保證這個學校能公平對待所有孩子？當我們還沒有能力把社會公平問題解決好，只有先緩一下。中國的現實情況是，農村窮困的孩子改變命運最重要的手段還是高考，高考可以使學生憑借分數達到或超過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南科大能做的，是我們把自主招生、自授學位這個理念傳播出去，這是我們的最大成功。南科大畢竟是一所公立學校，用納稅人的錢辦的，必須要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一位。如果是馬云建的大學，他用自己的錢，愛招誰招誰對吧？

澎湃新聞：有人提出，自授學位在我們這樣的大環境中，很難創造一個小環境，讓大家認可你。

朱清時：這個看法不對。自授學位比自主招生容易做到，因為這不涉及公平問題。

像南科大教改實驗班面臨第一大考驗就是，我們自授的這個學位社會是否承認。我們改革最大的動力就是，一定要把這個學校的學生培養好，他們到社會上受歡迎，我們的改革就被承認了。

從目前來看，第一屆自授文憑的學生已經開始被社會承認了，這對全社會都有一個很正面的引導。對南科大來講，大家更會努力下功夫把教學、內涵辦好，質量提高，只要這一屆成功了，以后就會有更多的人敢于自授學位。比如如果馬云辦個私立學校，他考慮自授學位時就會想到南科大自授學位是成功的，自然會少很多顧慮。

我們這屆學生實際上是英雄，他們敢接受自授學位的文憑，以后他們出去闖蕩，接受社會檢驗……他們成功了，我們自授學位就成功了。

“南科大文化就是去行政化，由老師學生說了算”

澎湃新聞：記得你說過，當年你來南科大，最大的理想就是去行政化。

朱清時：是的。那時全社會的反應是，很多人覺得不可能，都反對，至少沒有哪幾個人公開支持的。你看，現在全社會基本上都接受高校要去行政化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把“去行政化”寫進去了，雖然沒明確提高校，但也是一個很大進步。這里多多少少有南科大的貢獻。

南科大在去行政化上，已經做了我們能做的事情。比如學校內部管理中，干部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術干部，就是系主任、書院院長、副院長、研究中心主任等，都由校長、校務會任命，而全國其他高校都是由黨委任命的，我們只有黨政干部是由黨委任命。這是我們能做的。

另一好處是，這些干部都沒有行政級別，他們都是教授，用不著行政級別，不用把他們變成官員。所以，內部的干部管理，我們已經做到去行政化。

澎湃新聞：南科大還有一個理事會制度，這是否也是去行政化的一個方式？

朱清時：這是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一個突破。中國的高校只有南科大，是真正由理事會來治理的。

澎湃新聞：成員都由什么人組成？

朱清時：主要來自南科大、政府、教育界、企業界。有人說其中官員太多了，這個也是改革初期必要的選擇。如果我們自己請一些知名人士、專家來組成理事會，作出的決議深圳市政府不認，就都是空的。我們需要市政府的認可，讓理事會的決議算數。當然，理事會需要改革，理事會只做理事會的事，逐漸把足夠的自主權留給學校。這是理事會制度改革下一步要做的事。

澎湃新聞：所以這五年并不算失敗？

朱清時：都沒有失敗，都是在推進。只不過推進的速度在外界看來，覺得不過癮。

在中國，一個公辦學校要建立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體制，不可能很快實現，這是由中國的現實決定的。

“我把南科大好好交給社會，心里頭很愉快”

澎湃新聞：有媒體報道稱您在南科大的改革是“慘勝”，您怎么看？

朱清時：這都是為了吸引讀者，不過這個標題比之前有媒體用“遺憾朱清時”合理一點，因為說遺憾，別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朱清時出什么大問題了，所以有遺憾了。“慘勝”我的理解是說朱清時付出很多，收獲的只略微比付出多那么一點點。

澎湃新聞：撇開旁人的評價，您自己如何評價在南科大的這五年？

朱清時：就拿現在交接工作來講，其實這一個月我心里頭很愉快。

五年過去了，我把南科大好好地交給深圳市，交給全社會。給大家一個答卷，這五年做成這樣：已經有了一支很優秀的教師隊伍，有一批很優秀的學生，學生、家長、社會對南科大評價都比較高、比較正面，大家都開始認識到南科大的改革……在教改上做的這些努力，盡管還沒有最后成功，但有了很實在的開頭。

我的自我評價是，這五年我們把可能做的事都做成了。我等待著把南科大移交給新任的校長。

新校長沒到位之前，我會留守，作為一個看守校長，繼續維持學校的運轉，理事會什么時候讓我走我就走。

澎湃新聞：卸任后您打算做什么？

朱清時：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做。

五年前，深圳市專家遴選委員會把我選出來時，我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做客座研究員。所以當時不來南科大，我也在做很多喜歡的事情，很愉快。

現在正是時候，我繼續做我真正覺得很愉快、很想做的事：一個是考古，用科技方法考古；另一個是寫科普文章，把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成果，寫得讓一般人都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