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研究員張厚英結合自己的經歷給孩子們講授載人航天的知識和我國載人航天科學的進展，受到熱烈歡迎。新華社記者 張宇攝
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建章是著名野生動物學家，曾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與管理人才培訓中心”，為該領域的人才培養開辟了新途徑。談及青年人才的成長，這位老科學家向記者直言：“老一輩的科研工作者，要善于為青年人才讓路、鋪路。”
記者：有不少知識界人士認為，青年科研人員待遇低、流動性大，堪比“農民工知識分子”，尚未成才已被現實擊垮。青年科研人員的現狀真的如此不堪？
馬建章：青年科研人員收入低，被住房、子女教育等現實問題所困擾，是眾所周知的事。“農民工知識分子”的說法雖然有點過，但我也同意。我覺得這與科研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有很大關系。
這種不合理首先體現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上“見物不見人”。我國科研經費往往比較重視儀器設備、環境條件的改善，但在人員養護上關注較少。許多科研項目在設置初期就已規定，絕大部分經費只能用來購買設備，而能直接撥付給青年科研人員使用的經費很少。比如一個大課題，本來需要很多博士生參加，但按規定人員經費只能用百分之十幾，造成的結果是，青年科研人員參與課題的機會減少，或者是參與的人多了，把待遇降低。
另一個不合理之處是，學術資源過多地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越來越充足，但并未根本改變青年科研人員的生存和發展現狀。部分原因即在于學術資源的配置掌握在少數“學霸”和“大牛”手里，學術資源的分配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許多青年科研人員只能跟在后面“打工”，為他人作嫁衣。長此以往，這些青年原本的學術理想和激情會漸漸消失，其奮斗目標可能會變成有朝一日能擁有“學霸”“大牛”那樣的學術資源支配權。這很可悲。
記者：作為前輩科學家，您認為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馬建章：青年科研人員既要爭取經費，又要做好科研，兩難全，甚至可能兩邊都做不好。我們這些老科研工作者，應該給年輕人創造條件，搭建研究平臺，要給他們讓路。比如有些課題項目，老專家們不必霸著主持位置不放，大可放心地委之于青年人才，給他們施展才能的機會和空間。要讓他們在這里面學會游泳，爭當冠軍。
同時，我們還應幫助年輕人去爭課題。因為青年科研人員的一些研究項目是沒有經費支持的，有課題才有經費，才會有獨自承擔課題的機會和保障。沒有了經費的后顧之憂，他們才有充足的精力和良好心態來做好科研。當然，徹底解決后顧之憂，還需要國家層面的幫助，如提高博士生等青年科研人員的獎學金及課題補助經費等。
記者：科研機構該從哪些方面著手為青年人才的成長鋪路搭橋？
馬建章：人一生中的黃金創造期一般在26歲到46歲之間，諾貝爾獎獲得者出成果的年齡平均在46歲左右。因此，重視青年科研人員，為其創造良好的環境，是人才戰略的根本。但在我國，無論初級還是中級崗位青年科研人員，學術地位目前普遍太低，起步差。他們在高校大都只能任講師，被瑣事所累，成才之路緩慢，這也是一種資源浪費。而且，現行的學術考評中“GDP主義”盛行，過分注重定量評價、“工分”等，為創新路上的青年戴上了緊箍。
在國外，有許多高校講師也可以當博導（但必須要有博士學位）。我國一般規定只有教授才可以當博導，個別學校稍稍放開，副教授也可當博導。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經驗，賦予才能突出的青年講師招收博士生的權利，這對他們來說既是激勵，也是新的壓力和動力。此外，還應更重視把青年人才“送出去”和把一流學者“請進來”，與國外最先進的科研機構和大學交流互動。
在青年人才問題上，我們還應走出單純以定量指標考核人才的誤區。創新能力往往代表著成才的潛力，一個有創新能力的青年，即使在指標考核中“得分”不高，我們也應為其鋪開一條成才之路。高校不應該僅是一個輸出勞動力的地方，更應該是創新的源泉。美國高校很重視創業課程，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均有超過四分之一比例的創業課，且采取小班教學的方式，如8人或15人一班。盡管我國高校可能做不到8人一班，但動輒幾十、上百人的大班教學，顯然不利于互動，很難激發學生的創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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