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總是隨著社會和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盡管有時有些變化我們無法即時感知到。現代大學自從在中世紀的歐洲誕生以來,就在不斷變化——或者說進化,以便更好地生存、發展下去。在11世紀歐洲出現第一批大學時,大學的任務就是教學(傳遞知識)和學術(研究學問)。但到了19世紀,歐美的大學開始重視科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至今,大學不僅僅是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促進社會平等的“助推器”,F在,身處劇烈變革的新時代,大學應如何回應新的嚴峻挑戰呢?
《自然》雜志:受到挑戰的大學
英國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并以期引起國際社會對這一重大問題的關注。今年10月16日出版的這一期雜志的封面主題是“大學實驗”。《自然》雜志認為,大學如果想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須不斷進化。為此,《自然》雜志檢查了今天全世界大學多種多樣的生存方式。它們努力把自己從老舊的思想習慣束縛中解放出來,并探索做事的新方法。也就是說,大學把它們自己當成了大學改革的實驗室。沒有人知道這些實驗中的哪些大學將培養出受過最好教育的學生,或在學術研究上實現最大的飛躍。但是所有這些實驗都顯示出,他們一致認為,21世紀的大學必須要與過去的大學顯著不同。
為此,在封面文章《大學實驗:作為實驗室的校園》中,《自然》雜志選取了德國、韓國、英國和南非四個國家的各一所大學,對它們已經做過的改革和正在推進的改革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創新性的教學、學習和做研究,幫助這些全球大學很好地適應劇烈變化之中的現代世界。在另一篇封面文章《亞利桑那的大賭注:重新思考研究》中,介紹了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正在通過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來改造學術環境。與此同時,在“評論”欄目中,刊載了我國上海交通大學張杰校長介紹他們學校改革的文章《發展優異:三步驟中的中國大學改革》。
在配發的社論《受到挑戰的大學》中,《自然》雜志認為今天全球競爭節奏的加快意味著大學必須調整怎樣實現它們尋求和分享知識的功能!蹲匀弧冯s志提醒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的學生越來越多地對大學構成了顯著的挑戰;其次,大學不再單單只是對學問的好奇心和渴求所驅動的“象牙塔”機構了——越來越受到促進經濟發展的強有力驅動,于是研究成為問題導向的,科學家成為潛在的企業家。再者,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MOOC)對大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數字化時代的新挑戰,包括一些大學可能因此倒閉。因此,需要生存下去的大學就必須應對這些挑戰。雖然各所大學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應對這些挑戰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但卻有一點是相同的:與科學研究一樣,實驗。因為必須通過實驗,才能最終知道究竟哪種或哪些方式方法才是最適合自己學校的。
自我實驗:四所大學的實踐
德國慕尼黑理工大學在雄心勃勃的化學家沃爾夫岡·赫爾曼校長的領導下,用組建了替代巴伐利亞州教育廳直接控制其校的“校董事會”、引入研究生院制度、啟動教授終身制等綜合性的改革,大大促進了辦學質量的快速提高,成為德國政府近年來確立的精英大學。
1995年上任時,赫爾曼校長就決定改變慕尼黑理工大學的平庸,發誓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把學校打造成一所鼓勵師生創新、冒險和參與商業計劃、有國際競爭力的、充滿“企業家精神”的新型大學。將于2019年退休的赫爾曼校長現在仍在呼吁巴伐利亞州政府給該校更多自主權,以進一步激活學校的辦學活力。他深信,5年后,新校長將在他奠定的這些基礎上繼續前進,帶領慕尼黑理工大學走向新的輝煌。
在亞洲,韓國高等科技院正在使用“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的方式,試圖促使學生積極改變被動聽講、學習的方式,主動參與到課堂互動式學習、深入理解和創新思考之中。與坐在單向傳輸的傳統課堂中靜聽不同,“翻轉課堂”需要學生課前大量學習,觀看在線教學視頻,然后帶著問題上課,在教學助理與授課教師的指導下,與老師和同學一起討論概念,以小組解決問題。這樣,學生就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
李太佑校長把這種教育稱之為“3.0版本的教育”,并將之視為激發學生創造力、團隊合作和提問題意愿的一種好辦法。2012年春季學期,該校共有3個“翻轉課堂”實驗課堂。而到今年秋季學期,全校“翻轉課堂”的數量就增加到60個。他希望,在接下來的3年中,全校“翻轉課堂”數量能夠增加到800個,占到全校課堂總數的30%。
“翻轉課堂”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參與“翻轉課堂”的學生的考試分數不比那些接受傳統課堂教學的學生低,更重要的是那些難以測量的好處。例如,71%的參與“翻轉課堂”的學生認為他們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加深了,并增加了學習動機,而且還有了更好的注意力。
在歐洲,英國的公開大學用“未來學習”(Future Learn)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平臺促進教學與學習。2011年,一些美國著名大學掀起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的首波浪潮。隨后,其他大學爭相加入這一浪潮,導致媒體充滿著“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將徹底革命高等教育”的言論。英國開放大學的教育技術主任麥克·夏普利斯對此持保留意見。英國開放大學創建了“未來學習”這個平臺,希望學生通過平臺能更多地進行交互式的社會性學習。英國教育心理學家戈登·帕斯克認為,學生建構知識主要依靠相互交流。所以,基于這樣的學習理念,在“未來學習”的平臺上,學生不僅能夠進行很多相互交流,而且還受到鼓勵。
2013年,“未來學習”上線了36門課程。至今年,上線的課程大大增加——課程門類從《司法科學導論》到《理查德三世時代的英格蘭》。在“未來學習”上,學生不僅能夠就某一內容進行討論,而且還能對別人的討論點贊,成為發表評論的同學的粉絲——這是今天非常標準的社交網站做法,并且還允許學生互相評定他們的作業。
此外,“未來學習”的軟件不僅能在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上使用,還能在手機上使用。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無障礙地學習其上豐富、精彩的課程,并與同學相互交流、討論、評價。
雖然現在“未來學習”在許多方面仍然與美國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有差距,但它已經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績——現在提供130門課程,50多萬人注冊。就連擁有300萬使用者的全球大規模開放式在線課程巨頭——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創建的edX的首席執行官阿南特·阿加瓦爾教授也對“未來學習”點贊,夸獎它的方式很有創造性。
在非洲,南非的開普敦大學則通過大力支持黑人學生學習英語的方式來彌合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的學術鴻溝。在20世紀90年代正式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前,南非的大學基本上是為培養白人學生而設計的。其后,開普敦大學與其他南非的大學一起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黑人敞開了懷抱。
為了幫助來自不利背景的學生獲得學習技能,開普敦大學對項目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設計。比如,對黑人學生提供支持,包括對那些英語不是母語的同學開設專門的語言發展課程,幫助他們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甚至還提供心理咨詢。
對理工科學生來說,開普敦大學提供生物學、物理、化學和數學基礎課程,以彌補學生的任何知識鴻溝。有的學習項目還包括外出參觀開普敦水族館以及附近的化石公園,并提供其他相關的體驗,讓這些黑人學生補上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所缺乏的科學經驗和體驗。為了讓這些學生能夠有足夠的時間適應大學的學習和參與這些活動,開普敦大學給他們提供了延長1年到4年的本科課程的選擇,通常是3年。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
在位于美國坦佩市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科技政策出身的克洛校長2002年上任后,希望能將這所中等聲譽的州公立大學打造得更好。他試圖通過尋求拆掉傳統學院和學科之間的“墻壁”,將分散的不同學科結合起來組成更大的集合,處理諸如探索太陽系、征服癌癥的新路子等對亞利桑那州和世界同樣重要的更宏大的問題,從而轉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和教育。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現在獲得的聯邦研究經費超過此前的兩倍,大學的整體氛圍開始轉入開展更多的跨學科研究和教育。
不過,一些人指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發生的這些變化只是適中的改變,算不上什么巨變。例如,僅僅是在傳統的院系、學科之上新生出跨學科的研究機構。而且,重塑的努力可能不會從根本上提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科研質量。
這些結果顯示了,對于雇用了數千名研究者的大型大學而言,通過根除學科間的溝壕改變其本質特性非常困難?寺逍iL坦言:“我們遇到的最大挑戰是‘看不見的’學院的力量——研究者顯示出對自己的學科及其結構,而非對它們是大學的一部分存有更大的忠誠這一事實。”
至今,改革的信號仍然遍及這所大學。走廊上的巨幅海報宣告要建立“一所新的美國大學”,并伴有8個雄心勃勃的行動呼吁:“融合知識學科”“轉變社會”“重視企業家精神”“讓學生成功”等。校園本身也具有現代而實用的外觀——清晰的線條型巨大建筑,并且許多建筑的頂部還裝有太陽能板。自從克洛校長就職后,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大興土木,沖破天際的高聳建筑上的塔吊在不停地工作。
這些改革舉措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學生和教職員。以招收州內學生為主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現在的學生(大學生和研究生)總數在美國已經首屈一指,約有7.6萬名。同時,它還招聘了許多新職員,在1700位終身職位教員中,近500位受雇于過去十年。在招聘教職員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非常仔細地挑選那些能與他人協作工作和超越學科之墻的人。
在克洛校長和他的行政管理者們起初開始改造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時候,許多人表示擔憂。例如,2005年,人類學系被合并入了新的人類進化和社會變遷學院,人類學家為他們自己學科的不復存在感到焦慮。但現在,人類學家亞歷山德拉·布魯伊斯充滿樂觀。她說,至2011年,該院教職員的數量增加了40%,其中四分之三是人類學家,其余的包括應用數學家、流行病學家、政治學家和人文地理學家。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資金數量顯示,研究資金的資助方對跨學科的研究取向很感興趣。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校董會經過有意識地比較后發現,從2003年到2012年,該校獲得的聯邦資金資助的研究數量增加了162%,遠遠快于15個相似公立大學的平均增加數量。而且,與此前相比,現在該校所獲得的資金越來越多地用于支持跨學科研究。比如,有兩個或更多的系部、實驗室、研究小組的負責人參與的受資助的計劃的數量在2003年至2014年增加了75%,而由一個系部主導的計劃則僅僅增加了8%。
統計數據顯示,跨學科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使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過去十年中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長,而且與同樣層次的高校相比很明顯。但該校的研究人員在打造學術影響方面也有不足。例如,就在引用率最高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而言,盡管在過去十年中該校曾闖入前5名,但是總體上處于同類高校中的中等水平。而且,遺憾的是,它在論文引用率方面排名靠后,在16所同級高校中,只從2003年的第14名爬到了2013年的第12名。
對此,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分析執行主任喬治·勞登布什爭辯道,引用率并非研究質量的最好衡量標準。他說,這些年該校論文發表數量的相對增長非常巨大,顯示出該校在短期內的確有很大的進步。
暫且不論這些衡量標準,人們還質疑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實際進行了多么深刻的組織變化以及它們是否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革新。該校只有少數傳統學系被淘汰,學校也只是在這些少數被淘汰了的學系之上,簡單地建立了大多數新的學院和研究所,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教職員實際上在傳統的系部都擁有終身職位(地球和空間探索學院除外)。
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管理者們堅持認為,該校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獨一無二的?寺逍iL指出,通過強調新學院和研究所,而非跨學科部門的中心,他們的大學在非常不同的學科之間架設了渠道,以鼓勵合作。該校還招聘了思維開闊的研究人員,并將他們與實踐性的技術人員進行配對,比如工程師與計算機科學家,從而建立了解決更大的研究問題的導向。
作為證明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改革與眾不同的代表作之一,克洛校長指出了它們的癌癥研究的廣泛基礎取向。由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資助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物理學和癌癥生物學融合中心,讓天體(太空)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腫瘤學家和演化生物學家共同探索癌癥是怎樣起源和演化的,已經有重要研究成果發表于《自然》雜志之上。
更為重要的是,該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員已經發展出了一套理論——隨著一種癌癥的擴散,它會激活一系列對起初的多分子生物體的成功十分重要的古老基因。研究人員指出,這些深層根系和強健基因可能解釋了為什么一些腫瘤是難以去除的。這種理論暗示了腫瘤是一種有組織的響應,而非一系列的基因“事故”。
克洛校長表示,這種探索的方法出自學科與學科之間不同尋常的“聯姻”,不太可能產生自一所典型的大學。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想與其他高校問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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