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因為（評不上職稱）這個事情才想到（寫“自白書”），而是我對這個事情有更深刻的思考，用具體的內容表達粗淺的感受。”

12月23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周鼎的“自白書”引發熱議。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測他是否辭職。24日，周鼎向澎湃新聞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選課教學，而發布的“自白書”并不是針對某個領導或某個學校。

在“自白書”中，周鼎稱：“為什么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每況愈下？因為一個老師的職稱只與他的科研成果有關。”“所有高校領導都在說，我們必須重視教學。他們一邊說著，一邊看著論文發表的數量。”“學生的數量比學生的質量更重要，因為高校經費的劃撥與招生數量有關，與畢業質量無關。”……

一條條內容引發不少人共鳴，不少四川大學的學生表達了惋惜之情。此前，周鼎曾獲川大第六屆本科教學優秀獎“二等獎”等多個獎項。來自四川大學本科教務辦的一則報道曾評價，“他深受全校學生歡迎，選課人數差不多能把系統給搞崩潰掉。”

“我在校園里其實算是個另類，不過一直以來學校、學院都很包容。這次希望通過‘自白書’引起社會對高校科研制度的反思。”周鼎表示，退出公選課教學是很私人化的決定，自己也沒想到會變成社會事件。

周鼎本科學的是工科專業，卻懷抱著對歷史的熱愛，考上四川大學歷史系研究生。隨后，他的人生便一頭扎進了故紙堆。留校至今已有8年半時間，由于一門心思撲在教學上，不想費心寫論文評職稱，如今周鼎只是一名講師。

今年，所在學院強烈推薦周鼎為副教授，走學校專門為公選課教師特意開辟的“綠色通道”，但因工作年限和工作量等硬指標，還是沒能過關。

“綠色通道就意味著可以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初衷是好的。但理念沒有變，只是把目標變了。在工作、辦事理念上依然是當成任務來完成，而不是改革整個思維方式。思維方式、辦事程序還是從前那樣，無非是換湯不換藥。”周鼎告訴澎湃新聞，這樣的結果他意料得到。

退出公選課后，有什么打算？周鼎表示，接下來“必須去完成一些論文和科研工作”。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周鼎的“自白書”引發熱議。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測是否辭職，周鼎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選課教學。

對話

澎湃新聞：工作八年半，問題并非第一次遇到，這次寫“自白書”的起因是什么？

周鼎：很多人關心這個事情是怎么起來的，可以看“自白書”里第八九段。

其實，學校是一番好意，要給公選課老師一個新的晉升途徑，打破以科研成果來定職稱的模式。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了改革的熱情，可在改革方法和真正落實改革的決心上拖泥帶水，而且不尊重老師的個人感受，更像是施舍和發福利。這也是全國都有的情況。

這種官僚主義習氣導致我明確知道評職稱無望的結果，所以我不會因為這個事情才想到（寫“自白書”），而是令我對這個事情更深刻地去思考。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就用一些很具體的內容表達自己粗淺的感受。

但感受的背后，表達了很多高校工作者普遍共有的困惑和問題。所以，才會引起這么多人的共鳴。

澎湃新聞：你寫“自白書”表示退出公選課教學，可以介紹一下公選課情況嗎？

周鼎：在川大課程里，因近幾年各高校都在大力倡導通識教育，以前公選課只有政治、大學英語、數學等，后來就增加了不少讓全校學生可以選的文化素質課，這就是公共選修課。

這也構成了目前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板塊。在很大程度上，和專業課相比，公選課數量更多了。所以介于這種情況，學校就在考慮，對上課壓力更大的公選課老師們，可否在職稱申報上有一個更好的解決途徑。實際上，學校也是一片好意。

我是以專業課老師的身份，既上專業課又上公選課。這和以前公選課老師不一樣，比如政治課老師就負責政治課。其實，我的課不算多。兩門公選課：《中華文化》一周上三個學時；《百年風流：近代中國人物漫談》也是三個學時，只上大半個學期。兩門專業課：《中國現代史》一年上一次，一學期是四個學時；《歷史與人物》是一周兩個學時。

澎湃新聞：你曾表示，雖然課不多，但準備的時間非常長？

周鼎：事實上，在大學教書的老師都會發現一個問題，上好一門課的壓力非常大。基本上，剛開始教一兩門課，意味著這一兩年不能做其他事情。這是非常普遍的。課要講過三遍，也就是要講三個學年，你才能把一門課講得成熟。

第二，像《中華文化》是一個文化素質課，怎么講這樣的課，沒有模板和范例。而且對于傳統文化、國學的推崇也是近幾年開始的，在文化底蘊比較豐富的川大，老師可以根據自己對國學的了解和傳統文化的研究去講課，自主發揮。

但自主發揮就意味著很難衡量，這個課怎么樣。最后還是要回歸到學生自由選課。

選課不是看有多少人選，而是要看有多少人試圖選。因為這門課是由幾十個老師來上，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主題。學生在四年里必須聽過一次《中華文化》，因此他可能聽不到你的課，就會去選其他老師的。在選課上，老師不愁沒有學生聽課。但關鍵要看，最初在選課時有多少人試圖選你。

開始我不知道學生有選課這件事，有學生向我抱怨，我才意識到，可能我講的《中華文化》比較受歡迎。

澎湃新聞：你在“自白書”中寫到，工作至今仍沒有辦公室，是怎么回事？

周鼎：這件事要澄清。原來川大歷史文化學院相對弱勢，除了在學術上為學校貢獻了很多文化成果之外，在科研經費上受到文科和歷史學本身的限制，從整個學校來看，其地位并不高。因此，這也導致在辦公室問題上分配很少。在老的望江校區，連教授們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只有教研室。現在到了新校區，辦公面積比以前多了，可老師的辦公室數量依然緊張。

目前，我們學院里，考古專業需要實驗室，學院需要會議室，要給學生提供自修室，行政人員需要辦公室……包括領導干部為了省出空間也兩個人擠一間辦公室，教授兩個人一間，副教授八個人一間……大家都很難。

說到底，整個背景還是對教學不夠重視。辦公室，誰都覺得有需要。可在分配時，沒有照顧在一線講課的老師們。如果老師到新校區上一天課，情況會比較慘：比如中午和學生見面談話，只能到會議室；自己的電腦、相關資料也沒有地方放；想辦公或午休也比較難。

真正在一線教書的老師，其實是大多數像我這樣的講師或副教授，至少給一線老師提供一間屋子吧。可能因為辦公樓還在繼續修，也許將來會有的。

澎湃新聞：你提到高校對待教學和科研有不同態度，在你看來教學更重要？

周鼎：我（“自白書”里）提出的問題，高校里存在的弊端，解決起來都不容易。我不是說科研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科研很重要，但能否讓教學也受到更多的重視。這樣的呼吁和學校校長的態度是一樣的。但有想法，卻很難做。

一個高校靠什么打出旗號？還是靠大學排名。排名怎么算？都得量化，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論文數量。學校其實也是被綁架的。我們校長非常有人文精神，但關鍵是這些東西最后怎么落實成政策，需要靠龐大的支持，包括從行政機構到學院。大學體系很復雜，相當于一個大的集團公司，下面又有不同的子公司。所以，校長的想法怎么落實，這就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的。

所以，要澄清的是，我發的東西不是針對某個領導或某個學校，這是很多人誤解的地方。

澎湃新聞：你所理解的高校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周鼎：第一，要如何對待一個大學老師或者學者的尊嚴問題。第二，如何理解一個學者工作的性質問題。這兩者是有內在聯系的。我覺得，現在這兩者都缺失了，或者都被扭曲了。這是我所理解的高校問題所在。

要給大學教師營造更為寬松的環境，不要太把很多政府部門或者公司里績效的計算方式放到老師身上，不能把他們看成是打卡上班的，因為精神、智力的產物，不能以時間、工作量、勞動量來計算。

我在川大的績效工資改革時曾提出，對于大膽積極出勞動、科研成果的人，我們應該獎勵，但是對于科研成果較少的，不要去壓迫，應該給他足夠的自由。也就是說，鼓勵先進，但決不打擊后進。因為有些人可能每年都會寫兩三本書或幾十篇論文，有的人可能一輩子就寫了一本書、一篇論文，但兩個人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誰的貢獻最大？還真不好說。所以，我們必須要給大學營造一種文化氛圍，給大家更寬松的環境，而不要把量化指標定太多。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比如我本科讀的工科，考研時轉向文科。從就業、收入角度來看，我工科的專業都比歷史系要好很多，但我為什么要來？因為我就是抱著一份熱愛。

很多人尤其是在歷史系，平日我們打交道的都是故紙堆、檔案袋，就是熱愛所以從事這個冷清的行當。對于這樣熱愛的人，需要用這種方式督促、鞭策嗎？工作已經和人生、信念融為一體了。即使是在喝茶、談吐之間，也是學問的增長。這些絲毫不顧，完全按科研的標準去衡量，我覺得都是問題。

澎湃新聞：“自白書”引發社會熱議，是否希望借此能對現實問題有所改善？

周鼎：我覺得，可能我個人說的內容得到網上這么多人的支持，也改變不了什么。但改變不一定要立刻實現，我們能做的至少是推動。

我們每一個人零碎的腳印踩上去，日子久了，自然會走出一條路。

但我也沒想到，這次會有這么多人來踩這個腳印，意料未及。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怎樣的影響力。原本以為，會有幾個學生看一看，僅此而已。自己也很少在網上發帖。這次可能是我做了這個大膽、堅決的舉動，就是我對公選課改革結果依然停滯不前表示不滿。

澎湃新聞：退出公選課教學后，接下來有什么打算？

周鼎：希望能對公選課少一點關注、少一點牽掛，對自己的專業課多用點心。

因為下學期我要上《中國現代史》，專業的通識課往往是最難上的，因為它要包括方方面面的內容，還要體現專業水準，需要做大量的備課工作。另外，我也必須去完成一些論文和科研工作。這些都是導致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私人化的決定，但沒想到會變成一個社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