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野
22歲的張哲野坐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愛因斯坦廣場上，一邊曬著冬天溫暖的太陽，打著呵欠，一邊講述自己的科研夢：“我要用石墨烯改變世界。”
這個化學與化工學院的大四本科生，自稱“不做實驗的時候總是沒什么精神，呵欠連天”。2014年2月21日，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他時，難以相信眼前這個頭發(fā)像一團火焰似的豎立起來的年輕人，在過去差不多一年時間里，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國內(nèi)外著名期刊上連發(fā)5篇學術(shù)論文。
“學校對一個老師的要求，不過是3年發(fā)5篇SCI（科學引文索引）文章。”和張哲野同一個實驗室的副教授告訴記者。在實驗室20多名學生中，張哲野是唯一一個本科生，也是年紀最小的，但他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遠高于其他碩士、博士甚至博士后。
“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感興趣的事，并在大學里堅持下來，僅僅是這個樣子。”張哲野說話時臉上鮮有表情。
可在蘇州大學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董潔林看來，一個本科生取得如此成績，實在是“意外的驚喜”。“但這并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只不過大部分有才氣、有能力的年輕人被當下的教育給扼殺掉了。”董潔林說。
在這個有20多個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實驗室中，最小的張哲野挑起了大梁
去年8月份，張哲野第一篇關(guān)于石墨烯的學術(shù)論文，發(fā)表在美國化學會旗下的期刊《應用材料與界面》上。隨后以第一作者身份完成的3篇文章所發(fā)表的外文期刊，一家比一家“高大上”。
前不久，他的第5篇文章剛剛被美國《先進能源材料》雜志接收，該雜志2012年影響因子達10.043。而國內(nèi)核心期刊、中科院主辦的《化學通報》影響因子只有0.5左右。
除此之外，他還帶領(lǐng)團隊參加第十三屆“挑戰(zhàn)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shù)科技競賽，獲得二等獎；在第九屆湖北省“挑戰(zhàn)杯”競賽中獲一等獎。在華中科技大學“啟明之星——科學研究之星”的獎項空缺一年之后，2013年落到了這個“90后”本科生身上。
“我剛來時，大家介紹他是‘未來科學家’，我第一反應是碩士或是博士，沒想到是本科生，之后發(fā)現(xiàn)此言非虛。”同一個實驗室的“80后”博士生奚江波說。在這個全名為“先端光電/能源材料與界面化學合作”的實驗室里，年輕的張哲野挑起了實驗室科研的大梁。
早在實驗室還沒成立時，張哲野就與石墨烯結(jié)了緣。當時才大二的他和另外幾十個本科生一起進到化學院下設(shè)的化學與化工創(chuàng)新基地，跟著一個師兄做石墨烯的研究。
據(jù)張哲野介紹，石墨烯這種單原子層材料具有非常奇異的特性，它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薄最硬的材料。它的強度比世界上最好的鋼鐵還高100倍。美國機械工程師杰弗雷·基薩教授打比方說，如果將一張和食品保鮮膜一樣薄的石墨烯薄片覆蓋在一只杯子上，然后試圖用一支鉛筆戳穿它，那么需要一頭大象站在鉛筆上。
它不僅可以開發(fā)制造出紙片般薄的超輕型飛機材料、可以制造出超堅韌的防彈衣，甚至還為“太空電梯”纜線的制造打開一扇“阿里巴巴”之門。同時，電子在石墨烯中的運動速度可以達到光速的1/300，是硅材料的100倍，它有望用于替代硅，成為新一代電子材料。
2010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兩位科學家安德烈·蓋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羅夫，憑借二維空間材料石墨烯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實驗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這對于業(yè)內(nèi)人士來說，未必是好消息。張哲野的一個師兄感慨：“當時我覺得完蛋了。”那意味著，一年會有上萬篇文章發(fā)表出來，“你想出來的點子別人也會想得到，你做的肯定也沒有別人快”。
當時還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讀博士后的肖老師也記得，材料系每個實驗室都開始做石墨烯。化學領(lǐng)域比較權(quán)威的美國化學會，每天一篇關(guān)于石墨烯的文章，《自然》雜志等頂尖刊物，一周一篇。
而張哲野卻找到了一個改變世界的“杠桿”。“這次諾獎的頒發(fā)很令人振奮！”他在得知這一消息時十分地興奮。
只是和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通過塑料膠帶一層層地剝離石墨片、制作石墨烯不同，張哲野研究的是它的化學特性及相關(guān)復合材料。
做實驗的時候就是在約會，發(fā)論文就是寫情書，申請的專利便是愛情的結(jié)晶
搞了十幾年化學研究，肖老師坦言：“像我們這些做化學的人，成果不是一兩天能看出來的。那么你需要能靜下心來，做不出成果來也不能太著急。”
跟張哲野一起進化學創(chuàng)新基地的40個學生，陸陸續(xù)續(xù)地放棄了。“像社團招新一樣，音樂一放，圖個新鮮勁兒就跟著進來了，一兩天沒什么，時間長了很多人就受不了那種枯燥勁兒。”
到最后，真正留下來的只剩張哲野一人。“這條路并不容易走”，張哲野也能理解其他人的選擇，拿不出成績、成果出得慢，都讓人浮躁不安。
“國內(nèi)外很多人都覺得石墨烯研究已經(jīng)做到了盡頭，很難深入，”張哲野說，“但是我覺得這僅僅是一個開始。”他覺得，所謂“到了盡頭”，不過是因為很多人覺得“拿石墨烯發(fā)文章灌水灌夠了”，“但是很多工作仍停留在表面，純粹的、基礎(chǔ)性的研究還做得不夠”。
對石墨烯的研究，他有著自己的思考。在他看來，碳是人體的基本構(gòu)成元素，石墨烯是單層碳原子構(gòu)成的，大自然中又富含碳，“人最終的本源是要回歸大自然”。
張哲野除了睡覺基本就在實驗室待著，晚上11點實驗室關(guān)門回寢室，回到寢室打開電腦戴上耳機繼續(xù)看文獻，第二天起得稍晚，室友們都已出門。他開玩笑道：“我的室友基本上是見不到我的。”
“實驗”差不多占據(jù)了他所有的生活。自己社交網(wǎng)站的狀態(tài)上，幾乎都和實驗有關(guān)，“沒有思路”、“做不出成果”；化學院門口六邊形的窗戶裝飾，也能讓他找到石墨烯的影子。
甚至，他連女朋友也顧不上了。“他的女朋友和石墨烯好像在拔河，最終石墨烯贏了。”早已成家的“老大哥”奚江波笑著說。
“石墨烯才是他的‘女朋友’，即使打水、走路，腦袋里也都是石墨烯。”張哲野的室友如此調(diào)侃。在他們看來，張哲野做實驗的時候就是在約會，發(fā)論文就是寫情書，申請的專利便是愛情的結(jié)晶。
“什么樣的人能出成績？實驗室來得勤的人才最有可能出成績。”肖老師說，“張哲野確實是靈感加勤奮，取得成功的典型。”
但張哲野并不承認自己是傳說中的“學霸”。事實上，他的成績只在本專業(yè)排第17名，屬于中等偏上；他第一次高考分數(shù)也只有460多分，連二本都上不了，復讀一年“超常發(fā)揮”才考到現(xiàn)在的學校。
在他眼里，那些每天只泡自習室，專業(yè)課成績很高的“學霸”多少有些無趣。他有時會和朋友出去喝酒吃肉，“一斤白酒加一瓶紅酒，再加上許多啤酒也沒問題”；從小學開始打游戲，從反恐精英（CS）到穿越火線（CF），再到遺跡保衛(wèi)戰(zhàn)（DOTA）和傳奇，他玩了個遍。
一次大會上，學院領(lǐng)導號召大家向某個成績好的學長學習，輪到張哲野講話時，他毫不客氣地反駁說：“我不做第二個某某，我只做我的第一。”同樣，學校和學院拿張哲野做榜樣，他也勸師弟師妹們不必復制他的經(jīng)歷。
“張哲野是個特例，希望本科生都像他這樣也不現(xiàn)實，”董潔林指出，“就像有一個愛因斯坦在我們面前特立獨行，不要擋著他就好了，不要扼殺有才華、有動力的年輕人就好了。”
像張哲野這樣的“學術(shù)黑馬”并不是唯一。復旦大學材料科學系22歲的大四學生張安琪，同樣也是5篇SCI論文的第一作者。同是2010級的天津大學本科生張召富，以第一作者身份發(fā)表過3篇SCI論文，還以通訊作者身份指導師弟撰寫論文并發(fā)表于中文核心期刊。
實驗室更像個“家”，能找到一種歸宿感
張哲野這匹“千里馬”能成績斐然，也有賴于他的導師王帥教授這位“伯樂”。王帥是國家“青年人才”特聘教授，2011年回國前，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時所在的課題組是世界上做石墨烯研究做得最好的”。
王帥剛被聘到華科，張哲野立馬登門拜訪了這個“70后”學者。讓張哲野沒想到的是，剛一見面，聊了一次，王帥就撂下一句話：“實驗室就給你做了。”
“當時主要缺人手，讓哲野來實驗室也是為了湊湊人氣。”王帥笑言。和張哲野一起進王帥的實驗室的，還有3名本科生，但最終忍受不了中途放棄。
實驗室創(chuàng)立階段，儀器設(shè)備都不齊全，張哲野憑著自己的關(guān)系，去環(huán)境學院、材料學院的實驗室參觀，順便這要點兒、那借點兒實驗器材，東挪西湊地完成王帥教授布置的課題。
對他來講，實驗室更像個“家”，能找到一種歸宿感。他向記者算了筆賬，每年因為做實驗，寒暑假放假時間加一起不到20天，剛過去的春節(jié)，他在家只呆了5天；在武漢讀書4年，談了兩年的戀愛，愣是沒陪女朋友去過一趟電影院。“我就是喜歡實驗室的感覺。”張哲野也具體說不出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反正在里面走一圈，待一會兒，就很舒坦。”
現(xiàn)在張哲野是實驗室年齡最小的，卻算得上資歷最深的。去年10月份，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張哲野在接受本校媒體采訪時說：“我想讓課題組在三五年內(nèi)成為華中地區(qū)做石墨烯最強的隊伍。”導師王帥卻謙虛地告訴本報記者：“得多向同行學習。”
前段時間，媒體關(guān)于“本科生帶博士碩士做科研”的報道，引起不小的反響，卻讓張哲野陷入一種困境。科學網(wǎng)上，兩名學者還專門發(fā)文對此展開爭論，一邊稱“不相信在校本科生有能力帶博士生”，一邊稱“有些本科生可以帶博士碩士研究生”，針鋒相對。
“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張哲野有些無奈，“我只是有時候就熟悉的領(lǐng)域指導或協(xié)助一下，負責一些日常事務(wù)，畢竟實驗室創(chuàng)立之初我就在這里。”
但在董潔林看來，這倒不是件壞事。“中國文化是推崇上下有序的，對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的秩序也存在很深的成見，這種對既有秩序的挑戰(zhàn)也未必是壞事。”她同時也指出，“張哲野的情況屬于特例，不能用特例來否定整個高校教育系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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