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江西南昌到1970年代不僅肉類缺乏，而且蔬菜、中秋月餅要定量，每年春節才有按家庭人口供應的所謂“年貨”，不過是目前常見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遠離了經濟崩潰的邊緣，經濟很繁榮，成就來自很多人多方面的推動。
高考
我瞎猜，鄧小平被整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學可能也很心疼。雖然他兩個最小的孩子在1977年前都上了大學，但還很能體會全國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高等教育的機會。而有些人不關心全國的孩子上大學的問題，有些人在行動上實際堵死全國很多讀書好的青少年不能上大學，導致很多家庭灰心，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個國家廣大青年沒有前途，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我那一屆是十年來第一次不被遣送農村的高中“畢業生”，那時沒想過敢把上百萬他人的孩子送到農村的領導人不知是何等心地，后來只能感慨：無論其他人怎么看待毛，他肯定對不起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整代中國人，這些人青少年時期很多對他愚忠，而他卻不顧他們的前途，這一責任不可能推卸給只能跟隨毛意志的其他領導人，全國大學延續十年很少招生（前面幾年不招生、后來招生數量很少），主要責任人可能只有一位。
1977年秋宣布高考入學辦法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會掀起熱潮，社會風氣很快改善。我們明顯能看到，突然從原來學生讀書無所謂、老師怕流氓的情況（我有位男性班主任曾被流氓學生打過臀部，其他學生看到了但不敢說出是誰打的），變成了大家都集中學習，流氓學生幾乎銷聲匿跡，老師得到尊重。這里說的流氓是在校外偷東西、惡性打架者。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鬧事的人逐年增加，惡性的流氓與日俱增。我看過小偷手伸進偷農民口袋偷錢，也看過流氓在商店用刀割顧客的包。當國家不給青少年希望時，恐怕這些是必然。高考宣布后這種風氣很快改變，當然不是沒有小偷和流氓，而是減少了很多，他們耀武揚威走街串巷的情況立即消失了。
老師的精神面貌改變了，有教學專長的老師發揮很重要作用。以前很多老師教學不積極，有了高考招生后，各個學校紛紛開始啟用原來埋沒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邊站多年的老教師，這時才知道原來是老校長、副校長，開始主持工作、組織力量提高教學水平。有位教了幾年體育的老師突然變成了數學老師，因為他專業本來就不是體育；有位教了幾年黨史的老師也回到了他本職的英文老師崗位。
那時缺乏紙張，復習書特別走俏，如果有全套復習書，可能就很有利，我在中學和后來復習從來沒有及時得到應該有的書，因為買不到全部的。可能印刷廠也來不及印這么多，以前排長隊買食品變成了長隊買書。
記憶猶新的數學題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高潮不過幾年，但直接影響的時間較長。絕大多數學術刊物停刊、大學老師下放、大學停學，復學的大專院校招生數量少，而且無正常途徑入學。
我母親最小的妹妹是他們7兄妹中唯一沒在文革前讀大學的，結果是上77級。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過級，她上大學時，我聽她一聲嘆息，說結果差不多和我一道讀大學（時間上）。如果不是被毛主席不負責任地耽誤了，她的人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后來她的兒子是數學天才，走遍中美都不怕（抄襲“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8年考數學時，有道題目說“三角形ABC三內角成等差數列”，坑了我。我在復習時做過一道題，其中除了這句話，還有另一線索提示哪個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試時我絞盡腦汁尋找另一線索，當然沒找到。那時年輕，考試因此慌了，對其他題目也不精心。這道題目，我記了一輩子，曾做夢重新考。二十年后，發現網上有全套考題，一看都好像沒見過，只認識這一道考題，不知道誰出的，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大一的第二學期，家里安排悄悄到外地（樟樹）中學復讀。但期間有人好像覺察到了而威脅我父母要曝光：那時大學錄取了不能退學，退學的懲罰比較重。我父母當時并沒對我完全說清楚原因，只說不得已要我回大學繼續讀。因為翹課的原因，我沒學過醫學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陰差陽錯的是，這兩門與生物關系最近的課，卻與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關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緩過來接受現實。大學的課程對我來說最后有些內容有用，但不多，因為我并不準備做醫生。1983年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念研究生，1985年出國。
又一個分水嶺
從1985年23歲前往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讀研究生算起，我在國外學習、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歲人生中的又一個重要分水嶺:全時回國到北大任教。
回國參與工作可以推動中國解決一些問題，一些很明顯的問題，即使很小，如果能解決也有意義。正因為中國不如意處還很多，所以才需要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獲得北大校方及職能部門通過后，生命科學學院取得了自主權，隨即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設。用了5年在學院建立了教授聘用評審體系、用切實可行的方法推進教學工作、獲得研究經費、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間，為學院發展建立堅固的框架。學院獲得了發展。
由于多種原因，在國外做教授的華人絕大多數尚未回國，即使是人們誤以為回國人數多的生命科學領域，原來在國外做過正教授后真正全時到位的估計最多十幾人。一些人在觀望，一些人在過渡。2011年國內對我們的作法，恐怕導致很多本來猶豫者都退回去了，正教授回國基本很少，被國內的某種心態形成的勢力“成功”地阻擊。有些人還倒打一耙，怪海外一些正教授沒全時回國，其實這種情況正是他們導致的、也是他們希望的。當然國內還有人在努力，即使效果不大。
我估計，在不良勢力夾擊下，中年人才基本不可能還有很大希望。但是，青年人才將非常成功，十幾年后相關領域的青年千人將成為這些領域的主力。
豐富的“中國夢”
我曾寫過“很多海外華人批評中國的各種問題，有些非常中肯。但是，與其在國外批評、抱怨，不如在國內批評、在國內做具體工作”，也許可以作為我回國7年來工作生活的注腳。
個人奮斗的“美國夢”不僅用來激勵移民和普通人，也用來說明美國集體和體制需要改變的少于其他國家。我認同的“中國夢”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源基礎上，結合了中國百年來的歷程。一個世界大國、一個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敵侵略的情況下，經過特定歷史階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國的精神文化。
“中國夢”包含了多少代中國人不滿現狀、前赴后繼進行的探索及做出的改進努力。百年來，我們多方尋找、學習、探究現代中國的道路。在震撼中，我們曾經幼稚盲從、曾經病急亂投醫把國外起源的多種主義不假思索地拿來，我們曾犯過極其嚴重的錯誤，可能還有罪惡。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不僅生存下來，而且走上有樂觀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經驗讓我們可能做得更好，我們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國家和文化的優點，無需永遠被其他國家來源的思想所束縛。正如中國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長一樣，“中國夢”應該吸收“美國夢”的開拓、進取、獨立精神。
是在國外坐享主要由其他人群外國創造的現狀？還是有冒險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性問題，從不同角度參與解決中國的問題，使中國引領世界，從而為世界貢獻個人的力量?其實，正如“美國夢”并不排斥集體一樣，中國夢也可以激發個人積極性，個人幸福可以和集體幸福一致，與國家一道發展。
目前美國的缺點幾乎都比較難改。中國的缺點，大家都有共識，常常不僅有改進的目標，而且有改進的方法。中國的缺點也就成為發展的潛力：有明顯缺點就可以通過努力來改正、改進、改造，而逐步推動中國的進步。
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今天我們的時代可以說：“不但要問中國還有什么問題，而且要問你可以為中國解決什么問題”。
為中國做什么
我的78級大學同學現在很多是優秀的醫生，這么多年來他們解除了很多患者的痛苦。我當年自己對學醫不感興趣，后來對我父親多年治病救人覺得自愧莫如，現在也很尊重我的同學對中國社會的貢獻。我對醫學是否愛好不過是個人興趣，而醫生對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特別是中國美國不同：美國的醫生地位崇高、工資很高，而在中國做醫生不會是因為高收入，至少以前中國醫生長期收入不高，所以我更尊重中國醫生。
我繼續開展探索性研究工作是自己的興趣。不過，我認為，雖然自然科學的研究從總體是國家需要的，但個人的研究如果算作“為中國工作”可能有點勉強，至少我不好意思這么定義自己的研究。但我希望改革科研體制，在外面通過文章試圖推動整體改革，在北大生科院的小環境切實實現體制改革、支持年輕人（特別是沒有出過國但確實是非常優秀者）、改善課程和教育體系...，諸如此類我才認為做了公共的事業，而不是以專心研究的名義只為自己做事。
有些人對我在國內公開寫文章不滿。其實我1995年在國外期間就開始寫研究以外的文章，不會因為回國就不寫。我認為在自己知道的方面負責任地表達意見，而不學中國普遍的在背后說人、公開卻擺出“太監狀”，我旗幟鮮明地表達觀點不是為了大家同意我的觀點，而是不需要隱瞞自己的觀點立場，也是向“太監化”的文化習俗宣戰，恐怕是我可以努力為中國做的貢獻，哪怕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效果，因為我相信，雖然目前對此有很多借口，但大多數中國人不可能永遠以公開擺“太監狀”為榮。
高考
我瞎猜，鄧小平被整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學可能也很心疼。雖然他兩個最小的孩子在1977年前都上了大學，但還很能體會全國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高等教育的機會。而有些人不關心全國的孩子上大學的問題，有些人在行動上實際堵死全國很多讀書好的青少年不能上大學，導致很多家庭灰心，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個國家廣大青年沒有前途，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我那一屆是十年來第一次不被遣送農村的高中“畢業生”，那時沒想過敢把上百萬他人的孩子送到農村的領導人不知是何等心地，后來只能感慨：無論其他人怎么看待毛，他肯定對不起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整代中國人，這些人青少年時期很多對他愚忠，而他卻不顧他們的前途，這一責任不可能推卸給只能跟隨毛意志的其他領導人，全國大學延續十年很少招生（前面幾年不招生、后來招生數量很少），主要責任人可能只有一位。
1977年秋宣布高考入學辦法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會掀起熱潮，社會風氣很快改善。我們明顯能看到，突然從原來學生讀書無所謂、老師怕流氓的情況（我有位男性班主任曾被流氓學生打過臀部，其他學生看到了但不敢說出是誰打的），變成了大家都集中學習，流氓學生幾乎銷聲匿跡，老師得到尊重。這里說的流氓是在校外偷東西、惡性打架者。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鬧事的人逐年增加，惡性的流氓與日俱增。我看過小偷手伸進偷農民口袋偷錢，也看過流氓在商店用刀割顧客的包。當國家不給青少年希望時，恐怕這些是必然。高考宣布后這種風氣很快改變，當然不是沒有小偷和流氓，而是減少了很多，他們耀武揚威走街串巷的情況立即消失了。
老師的精神面貌改變了，有教學專長的老師發揮很重要作用。以前很多老師教學不積極，有了高考招生后，各個學校紛紛開始啟用原來埋沒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邊站多年的老教師，這時才知道原來是老校長、副校長，開始主持工作、組織力量提高教學水平。有位教了幾年體育的老師突然變成了數學老師，因為他專業本來就不是體育；有位教了幾年黨史的老師也回到了他本職的英文老師崗位。
那時缺乏紙張，復習書特別走俏，如果有全套復習書，可能就很有利，我在中學和后來復習從來沒有及時得到應該有的書，因為買不到全部的。可能印刷廠也來不及印這么多，以前排長隊買食品變成了長隊買書。
記憶猶新的數學題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高潮不過幾年，但直接影響的時間較長。絕大多數學術刊物停刊、大學老師下放、大學停學，復學的大專院校招生數量少，而且無正常途徑入學。
我母親最小的妹妹是他們7兄妹中唯一沒在文革前讀大學的，結果是上77級。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過級，她上大學時，我聽她一聲嘆息，說結果差不多和我一道讀大學（時間上）。如果不是被毛主席不負責任地耽誤了，她的人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后來她的兒子是數學天才，走遍中美都不怕（抄襲“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8年考數學時，有道題目說“三角形ABC三內角成等差數列”，坑了我。我在復習時做過一道題，其中除了這句話，還有另一線索提示哪個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試時我絞盡腦汁尋找另一線索，當然沒找到。那時年輕，考試因此慌了，對其他題目也不精心。這道題目，我記了一輩子，曾做夢重新考。二十年后，發現網上有全套考題，一看都好像沒見過，只認識這一道考題，不知道誰出的，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大一的第二學期，家里安排悄悄到外地（樟樹）中學復讀。但期間有人好像覺察到了而威脅我父母要曝光：那時大學錄取了不能退學，退學的懲罰比較重。我父母當時并沒對我完全說清楚原因，只說不得已要我回大學繼續讀。因為翹課的原因，我沒學過醫學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陰差陽錯的是，這兩門與生物關系最近的課，卻與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關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緩過來接受現實。大學的課程對我來說最后有些內容有用，但不多，因為我并不準備做醫生。1983年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念研究生，1985年出國。
又一個分水嶺
從1985年23歲前往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讀研究生算起，我在國外學習、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歲人生中的又一個重要分水嶺:全時回國到北大任教。
回國參與工作可以推動中國解決一些問題，一些很明顯的問題，即使很小，如果能解決也有意義。正因為中國不如意處還很多，所以才需要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獲得北大校方及職能部門通過后，生命科學學院取得了自主權，隨即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設。用了5年在學院建立了教授聘用評審體系、用切實可行的方法推進教學工作、獲得研究經費、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間，為學院發展建立堅固的框架。學院獲得了發展。
由于多種原因，在國外做教授的華人絕大多數尚未回國，即使是人們誤以為回國人數多的生命科學領域，原來在國外做過正教授后真正全時到位的估計最多十幾人。一些人在觀望，一些人在過渡。2011年國內對我們的作法，恐怕導致很多本來猶豫者都退回去了，正教授回國基本很少，被國內的某種心態形成的勢力“成功”地阻擊。有些人還倒打一耙，怪海外一些正教授沒全時回國，其實這種情況正是他們導致的、也是他們希望的。當然國內還有人在努力，即使效果不大。
我估計，在不良勢力夾擊下，中年人才基本不可能還有很大希望。但是，青年人才將非常成功，十幾年后相關領域的青年千人將成為這些領域的主力。
豐富的“中國夢”
我曾寫過“很多海外華人批評中國的各種問題，有些非常中肯。但是，與其在國外批評、抱怨，不如在國內批評、在國內做具體工作”，也許可以作為我回國7年來工作生活的注腳。
個人奮斗的“美國夢”不僅用來激勵移民和普通人，也用來說明美國集體和體制需要改變的少于其他國家。我認同的“中國夢”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源基礎上，結合了中國百年來的歷程。一個世界大國、一個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敵侵略的情況下，經過特定歷史階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國的精神文化。
“中國夢”包含了多少代中國人不滿現狀、前赴后繼進行的探索及做出的改進努力。百年來，我們多方尋找、學習、探究現代中國的道路。在震撼中，我們曾經幼稚盲從、曾經病急亂投醫把國外起源的多種主義不假思索地拿來，我們曾犯過極其嚴重的錯誤，可能還有罪惡。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不僅生存下來，而且走上有樂觀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經驗讓我們可能做得更好，我們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國家和文化的優點，無需永遠被其他國家來源的思想所束縛。正如中國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長一樣，“中國夢”應該吸收“美國夢”的開拓、進取、獨立精神。
是在國外坐享主要由其他人群外國創造的現狀？還是有冒險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性問題，從不同角度參與解決中國的問題，使中國引領世界，從而為世界貢獻個人的力量?其實，正如“美國夢”并不排斥集體一樣，中國夢也可以激發個人積極性，個人幸福可以和集體幸福一致，與國家一道發展。
目前美國的缺點幾乎都比較難改。中國的缺點，大家都有共識，常常不僅有改進的目標，而且有改進的方法。中國的缺點也就成為發展的潛力：有明顯缺點就可以通過努力來改正、改進、改造，而逐步推動中國的進步。
美國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今天我們的時代可以說：“不但要問中國還有什么問題，而且要問你可以為中國解決什么問題”。
為中國做什么
我的78級大學同學現在很多是優秀的醫生，這么多年來他們解除了很多患者的痛苦。我當年自己對學醫不感興趣，后來對我父親多年治病救人覺得自愧莫如，現在也很尊重我的同學對中國社會的貢獻。我對醫學是否愛好不過是個人興趣，而醫生對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特別是中國美國不同：美國的醫生地位崇高、工資很高，而在中國做醫生不會是因為高收入，至少以前中國醫生長期收入不高，所以我更尊重中國醫生。
我繼續開展探索性研究工作是自己的興趣。不過，我認為，雖然自然科學的研究從總體是國家需要的，但個人的研究如果算作“為中國工作”可能有點勉強，至少我不好意思這么定義自己的研究。但我希望改革科研體制，在外面通過文章試圖推動整體改革，在北大生科院的小環境切實實現體制改革、支持年輕人（特別是沒有出過國但確實是非常優秀者）、改善課程和教育體系...，諸如此類我才認為做了公共的事業，而不是以專心研究的名義只為自己做事。
有些人對我在國內公開寫文章不滿。其實我1995年在國外期間就開始寫研究以外的文章，不會因為回國就不寫。我認為在自己知道的方面負責任地表達意見，而不學中國普遍的在背后說人、公開卻擺出“太監狀”，我旗幟鮮明地表達觀點不是為了大家同意我的觀點，而是不需要隱瞞自己的觀點立場，也是向“太監化”的文化習俗宣戰，恐怕是我可以努力為中國做的貢獻，哪怕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效果，因為我相信，雖然目前對此有很多借口，但大多數中國人不可能永遠以公開擺“太監狀”為榮。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聲明提示：凡本網注明“來源：XXX”的文/圖等稿件，本網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及方便產業探討之目的，并不意味著本站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文章內容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