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 樊麗萍
治理博士“過剩”，臺灣教育主管部門傳出新動向：今后10年大學將減招37%的博士生；與此同時，臺灣計劃以公費推出全額獎學金，讓大學招募到真正的精英攻讀博士。
這一動真格的調控舉措，很快引起大陸高教界的共鳴。實際上，大陸名校近年來雖歷經幾輪教改，但始終難以擺脫“一流本科生、二流研究生、三流博士生”的尷尬局面。談及對策，部分高教界人士認為，兩地的博士生教育的“生態”截然不同，所以我們的高校若像臺灣那樣僅僅在數量上做減法，并不切題，而且無法從根本上提升博士生的質量。
大陸高校：“調結構”比減招更迫切
去年年底，臺灣教育部門就披露了一組數據：臺灣島內目前博士生每年招生約6800人、畢業約3500人，而大學提供的教職不足800人，此外再加上約有300人留學后回到臺灣加入競爭，“十年后流浪博士會比流浪教師還多。”臺灣主管教育負責人甚至如此預言。
和臺灣地區相比，大陸地區的博士生總量要驚人得多。“我們高校的博士產量已經好幾年蟬聯世界第一了，但從博士的就業去向來說，大陸和港臺等地區存在著質的差別。”按照同濟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諸大建的看法，港臺地區和北美高校的博士生教育，其“出口”主要定位于學術市場，因此預見到臺灣島內大學教職和從事研究的工作崗位有限，在招生“進口”作出調控勢在必行。
“但大陸高校的博士生，很多人讀博動機并非為了學術研究，畢業后也無所謂一定要進學術機構。”諸大建認為，在規模達到“世界第一”后，我們的高校應該認真對博士生招生進行“調結構”。“如果剔除官員博士、商人博士以及刷學歷、‘洗出身’的博士，剩下來的一門心思做學問、潛心從事研究的博士數量真不多。”
在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劉憲權教授看來，一味強調大陸高校博士生教育泛濫，客觀上遮掩了很多問題。“有些確實需要減招甚至停招，但也有一些行業高端人才奇缺。”劉憲權以他熟悉的司法領域舉例，雖然近些年法學頻頻吃到教育主管部門的“就業紅牌”，看上去行業人才已經飽和，但在一些地方法院，“法官隊伍里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一個都沒有。”和一些發達國家大法官的“高學歷”相比，顯然司法隊伍還沒有到博士過剩的地步，反而需要高學歷的人才充實其中，推動司法進步。
“游戲規則”不改難有根本改觀
為了改善博士生教育質量，近年來，大陸多所名校都在陸續啟動一些改革。今年起，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將全面啟用“申請-審核”制度。而早在8年前，滬上復旦、上海交大兩校就開始在部分學科的博士生招生中試點這個制度。到目前為止，大陸約有70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跟進。“申請-審核”制度之所“吃得開”，就是因為多了院系篩選這一道門檻，讓大學能夠選拔出更適合做科研的人，而非應試能力強的人。
但在一些熟悉高教界內情的人士看來，這類改革純屬“雷聲大、雨點小”，對整體提升大陸高校的博士生教學質量影響甚微。
滬上一所名校文科院系的院長指出，早在多年前，該學院就預計到人文學科的博士就業出路相對較窄，有教授建議學院減招，“因材施教，培養幾個好苗子足矣”。當時，關于高校學術大師匱乏的批評聲甚高。結果，這則建議很快就被認為是“想法太天真”，其中的內情是：一旦高校某個學科在博士生招生前對外“吹風”，嚴格考察、提高招生門檻，那么考生考慮到自己的錄取成功率，往往就會報考同一級別的其他高校。
除了這一點，高校間校際競爭的“游戲規則”，也決定了博士生“調結構”困難重重。“教育部評估高校，博士點就是一個硬指標；學校為了排名、爭奪科研資源等等，主觀上就有做強做大的動機——這和學術研究無關，和高校的利益有關。”一位高校教授說，實際上，近年來博士生招生的“盤子”一直是相對穩定的，并沒有擴招一說。但即便是對固定的博士生名額進行動態調整，比如設定競爭性指標，按照學科的產出分配名額等，也會被認為是觸動院系的實際利益了。“博士生教育已經異化，不是以人才培養為中心，而是糾纏了太多個人和學校、院系的利益！”
不少高教界人士呼吁，博士生教育質量的整體提升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實現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協調發展。
治理博士“過剩”，臺灣教育主管部門傳出新動向：今后10年大學將減招37%的博士生；與此同時，臺灣計劃以公費推出全額獎學金，讓大學招募到真正的精英攻讀博士。
這一動真格的調控舉措，很快引起大陸高教界的共鳴。實際上，大陸名校近年來雖歷經幾輪教改，但始終難以擺脫“一流本科生、二流研究生、三流博士生”的尷尬局面。談及對策，部分高教界人士認為，兩地的博士生教育的“生態”截然不同，所以我們的高校若像臺灣那樣僅僅在數量上做減法，并不切題，而且無法從根本上提升博士生的質量。
大陸高校：“調結構”比減招更迫切
去年年底，臺灣教育部門就披露了一組數據：臺灣島內目前博士生每年招生約6800人、畢業約3500人，而大學提供的教職不足800人，此外再加上約有300人留學后回到臺灣加入競爭，“十年后流浪博士會比流浪教師還多。”臺灣主管教育負責人甚至如此預言。
和臺灣地區相比，大陸地區的博士生總量要驚人得多。“我們高校的博士產量已經好幾年蟬聯世界第一了，但從博士的就業去向來說，大陸和港臺等地區存在著質的差別。”按照同濟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諸大建的看法，港臺地區和北美高校的博士生教育，其“出口”主要定位于學術市場，因此預見到臺灣島內大學教職和從事研究的工作崗位有限，在招生“進口”作出調控勢在必行。
“但大陸高校的博士生，很多人讀博動機并非為了學術研究，畢業后也無所謂一定要進學術機構。”諸大建認為，在規模達到“世界第一”后，我們的高校應該認真對博士生招生進行“調結構”。“如果剔除官員博士、商人博士以及刷學歷、‘洗出身’的博士，剩下來的一門心思做學問、潛心從事研究的博士數量真不多。”
在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劉憲權教授看來，一味強調大陸高校博士生教育泛濫，客觀上遮掩了很多問題。“有些確實需要減招甚至停招，但也有一些行業高端人才奇缺。”劉憲權以他熟悉的司法領域舉例，雖然近些年法學頻頻吃到教育主管部門的“就業紅牌”，看上去行業人才已經飽和，但在一些地方法院，“法官隊伍里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一個都沒有。”和一些發達國家大法官的“高學歷”相比，顯然司法隊伍還沒有到博士過剩的地步，反而需要高學歷的人才充實其中，推動司法進步。
“游戲規則”不改難有根本改觀
為了改善博士生教育質量，近年來，大陸多所名校都在陸續啟動一些改革。今年起，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將全面啟用“申請-審核”制度。而早在8年前，滬上復旦、上海交大兩校就開始在部分學科的博士生招生中試點這個制度。到目前為止，大陸約有70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跟進。“申請-審核”制度之所“吃得開”，就是因為多了院系篩選這一道門檻，讓大學能夠選拔出更適合做科研的人，而非應試能力強的人。
但在一些熟悉高教界內情的人士看來，這類改革純屬“雷聲大、雨點小”，對整體提升大陸高校的博士生教學質量影響甚微。
滬上一所名校文科院系的院長指出，早在多年前，該學院就預計到人文學科的博士就業出路相對較窄，有教授建議學院減招，“因材施教，培養幾個好苗子足矣”。當時，關于高校學術大師匱乏的批評聲甚高。結果，這則建議很快就被認為是“想法太天真”，其中的內情是：一旦高校某個學科在博士生招生前對外“吹風”，嚴格考察、提高招生門檻，那么考生考慮到自己的錄取成功率，往往就會報考同一級別的其他高校。
除了這一點，高校間校際競爭的“游戲規則”，也決定了博士生“調結構”困難重重。“教育部評估高校，博士點就是一個硬指標；學校為了排名、爭奪科研資源等等，主觀上就有做強做大的動機——這和學術研究無關，和高校的利益有關。”一位高校教授說，實際上，近年來博士生招生的“盤子”一直是相對穩定的，并沒有擴招一說。但即便是對固定的博士生名額進行動態調整，比如設定競爭性指標，按照學科的產出分配名額等，也會被認為是觸動院系的實際利益了。“博士生教育已經異化，不是以人才培養為中心，而是糾纏了太多個人和學校、院系的利益！”
不少高教界人士呼吁，博士生教育質量的整體提升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實現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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