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博士何以成為LOSER
新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海龜博士錢學森先生終于去了。在他身后,留下了無數難以逾越的豐碑,其中之一,就是錢學森臨終前的一問:為什么時至今日我們的教育體 制還培養不出自己的大師?錢先生是在在病榻上向探訪的溫總理發問,溫總理再問著名高校的校長們。我不知道唯唯諾諾的校長們在數月前的總理辦公會上是如何回 答的。但是,近些天,終于看到了一連串的否定回答:浙大的涂博士跳樓,湖大的南方博士投河,教育部長周濟被解職。也許,在一個有效的肯定回答出現之前,類 似的否定式回答還將繼續下去,拷問每一個中國人。
比如,終于熬不過室友咔嗒咔噠的徹夜鼠標聲,北京理工大學的博士生修良章選擇了休學。外界可以質疑修良章的心理問題、讀博動機、為人處世的方式,就像跳樓 投河的海龜博士們,每樁個案看起來都似乎那么微不足道,自殺的人仿佛都是人生的失敗者;但是,高校中的許多深層問題,大學博士生產體制的黑洞,卻不分海 龜、土鱉,不分博士生或年輕教師,借著一樁樁個案,在在回應著錢老的遺問。
當博士批量生產
通常,有別于應用性培養的學士和碩士,作為最高一級學位,博士是指具備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資格。進,是成為教授的入門資質;出,則是高等教育與社會連接的 高端紐帶。博士生的培養因而在現代研究型大學體系中居于核心,是學術再生產和社會知識再生產的關鍵環節。也就是說,博士生的培養應該是教育體系也是大學工 作的最為要害的環節,需要相稱的時間、經費、師資和體系,也應當是教授的科研教學工作的中心。博士的水平或者說博士生培養體系的優劣,是衡量一個教授、一 所大學、一個國家的教育與研究水平即國家競爭力的標志,其重要性是無論如何怎樣強調也不過分的。
在恢復高考之后的三十年間,特別從80年代晚期開始,中國的博士培養體系逐漸形成。尤其是最近十年,隨著211和985等高教大躍進計劃的實行,中國的博 士群浪潮般涌現,截至去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每年產量最大的博士生產國,也同時將科學論文的生產量推向世界第二的水平。盡管如此,如同錢老的遺問,這每 年超過十萬篇的科學論文中,原創性貢獻之低有目共睹;每年新增的五萬多博士中,又有多少在成為教授或者進入社會之后,表現出應有的學術原創性或者創新能力 呢?
在修良章的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如此低效率如同世界工廠的博士養成體制的冰山一角:“大老板”在海外,是否知道有這么個學生還未可知;與“二老板”的見面 也極其有限;每日奔波于校本部和分校,徒費時間;生活費僅每月300元左右,糊口尚難,談何專心研究;室友整夜打游戲,毫無共同研究之氣氛。。。如此算 來,休學對修良章同學來說,也許是個正確和幸運的選擇,不必在一條幾乎毫無希望、毫無意義的道路上繼續耗費青春。而如此不堪的生活與研究,在當下中國高 校,絕非個案。如修良章同學自己最終的感悟, “牛人只是少數,大部分都是loser”。這樣的體制與強調選優忽略平等而帶給絕大多數中學生沉重負擔的高考體制或者奧數模式又有什么區別?
體制缺陷摧毀創造力
這樣的體制絕對是個錯誤!不同于本科教育,高教產業化的積極作用即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并不容輕易否認,但是博士生培養所包含的精英教育意義卻也同時被教 育產業化的浪潮所遮蔽,博士成為大批廉價批生產的產品,即便在中學或者本科階段嶄露頭角的少數天才也難以克服僵化體制,真正合乎國際水準的博士仍然鳳毛麟 角。如此基礎,當然難有大師生成。
筆者不器,在歐洲攻讀社會科學博士六、七年方成,回國覓職亦有一段時日,對此更有深切感受。不同于北美的流水線模式,那是戰后退伍大兵涌入的結果,歐洲的 博士培養仍是小作坊、私相授受的傳承模式,博士的畢業論文水準代表著也影響著教授的聲譽。以我熟悉的一位政治學教授為例,他常常訪問中國傳播社會民主理 論,兼任德國某黨重要職務,但十年來只帶了一位博士,原因是社會工作繁忙而無力多帶。每每跟國內師友談起,都唏噓不已,覺得不可思議。
但在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的大學體系下,培養多少以及如何培養,完全是學術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學術內在規律使然。實證主義的普適科學方法則內在包含了博士論 文的創新性要求,自然也必然地使得每一篇博士論文都成為該領域的領先者,而學術領域是不分國家,只有在全球的知識共同體中衡量才有意義。這是學術的普適 性,也是博士標準的普適性。事實上,在歐洲,博士和教授頭銜仍然意味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聲譽,雖然高校的博士和教授們的經濟收入也許只是社會平均水平、學 術生涯充滿了競爭和不安定,博士生的獎學金也只有,卻因其對知識的創造而維系著一個學術體制的活力和國家的競爭力。
所以,不難想見,盡管戰爭幾乎毀滅了德國經濟、納粹的種族主義驅逐了無數學術大師,但在戰后的德國,大師的生產并未中斷,文化的堅韌依靠著大學和博士的培 養,幫助德國人民在戰后開始反思,并且不斷推動著大學自身的改革。繼1970年代初教授建校的改革浪潮之后,最近,德國的大學學生和教授們又紛紛抗議美國 式的改革方案,要求保持傳統教育模式下平等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完美結合。因為他們深信,在洪堡模式下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只有知識主體的自由和意志才是創造的 源泉,而非金錢或者權力。
因此,只有將教授們從官僚體制下解放出來,才可能將修良章等博士生解放出來,將無數海龜和土鱉的創造力解放出來,回歸學術的本來——知識的創造和學術精英的再生產。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杭州的高校校長論壇上疾呼,是廢除高校官本位體制、走教授治校道路的時候了!這大概是錢老遺問的最好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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