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璋（左）逝世前一個月與女兒交談。

唐仲璋（左三）家中指導研究生。

唐崇惕在內蒙古科爾沁草原野外實驗室工作。

如果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依然年輕、剛出校門，我還要選擇寄生蟲學這門科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選擇的也將是這項事業。——唐崇惕

■本報記者 溫才妃 通訊員 歐陽桂蓮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院士唐崇惕為紀念生父中國科學院院士唐仲璋誕辰115周年，也為支持生命科學領軍人才培養，向廈門大學捐贈了100萬元設立“唐仲璋生命科學育人基金”。

作為我國著名寄生蟲學家和生物學家，唐崇惕平日生活雖樸素，卻毫不“節約”在科研和人才培養上的心力。

“女承父業”，成就“父女雙院士”

對于出身于寄生蟲病研究世家的唐崇惕而言，“女承父業”這四個字的背后，是一段傳為佳話的動人故事。

她的父親唐仲璋是我國著名生物學家、寄生蟲學家和生物學教育家，我國寄生蟲學開拓者。12歲便成孤兒的唐仲璋通過半工半讀勵志求學，在人體、經濟動物及人獸共患寄生蟲病病原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的研究領域付出一生心血，對我國寄生蟲病害的防治和寄生蟲學基礎理論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寄生蟲科學的人才培養做出了杰出貢獻。

唐崇惕耳濡目染，早在大學時代，就跟隨父親深入血吸蟲病區、絲蟲病病區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調研和防治工作。

她的治學方向和遠大志向，在父親的影響下，清晰而堅定。

1954年，唐崇惕從廈門大學生物系畢業后，分配到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工作，成為著名動物學家張作人的助手，協助科研并指導研究生的實驗工作。1957年，唐崇惕調到福建師范學院，又成為父親的助手。在父親的學識和學風熏陶下，她得到了迅速的成長。

上世紀50年代，有一種世界性分布的人鼠共患西里伯瑞氏絳蟲病，在福州附近各地廣泛地傳播，就連食譜簡單的八個月大的嬰兒都深受其害。唐崇惕和她的父親牽掛此事，寢食難安，下定決心要為此做一些努力。在一次次的家訪中她發現，這名嬰兒曾在地上抓食貓飯，貓飯中有一種螞蟻，很有可能就是絳蟲病的宿主。

經過廢寢忘食地取樣、試驗、解剖和觀察，唐崇惕終于在預想的傳播媒介里發現此寄生蟲的幼蟲。在用培養皿保存好幼蟲后，唐崇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她的父親和“戰友”。還在吃飯的父親放下手中的筷子，二人重回實驗室，在顯微鏡下不斷求證、繪圖，終獲成功。

就是這樣的“傳幫帶”和“并肩作戰”，成為父女之間聯系的親密紐帶，也成為他們共同回憶的美好歲月。

上世紀70年代，父女兩人來到廈大工作。

1980年，唐仲璋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1年后，唐崇惕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父女共同從事寄生蟲學研究，又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實為一段佳話。在外公唐仲璋和母親的悉心教育與培養下，唐崇惕的兒子也成為從事寄生蟲學研究的學者。祖孫三代攻克課題并發表論文，也成為一段美談。

如今，唐仲璋已經離開了，而那個定格了父親過世時間的鐘，成為了唐崇惕對父親永恒的記憶。

被稱為“科研候鳥”的“女漢子”

回憶起跟隨父親從事教學科研的往事，唐崇惕目光愈加柔和。

她深情地說：“父親常常對我講，教學和科研要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科學研究是探究自然規律的真理，教學是傳播真理。父親潛心科研、愛生如子，他的一言一行影響了我的一生。”

早年間，條件艱苦。唐崇惕帶著簡陋的顯微鏡和解剖器材，足跡踏遍了寄生蟲病流行的窮鄉僻壤。從東海之濱、江南水鄉到關外的大興安嶺南北麓、內蒙古大草原，從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場和伊犁河畔，從山西黃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陽湖到山東黃河之濱，這位不折不扣的“女漢子”用腳步丈量土地，甚至被門下的研究生戲稱為“科研候鳥”。

野外田野調查和實驗室內的人工感染實驗相輔相成，一方祠堂、一個戲臺，擺上顯微鏡，就是流動的實驗室；打個地鋪，就是臨時宿舍，隨時隨地都能開展科研。“以實驗室為家，以家為實驗室”，唐崇惕在科研上的癡狂和智慧，得益于父親，踐行于己身，受贊于業內。

“年輕人強則中國強，以后我們國家的希望還在年輕人身上。”唐崇惕常說，自己最喜歡人家稱呼她“唐老師”。她把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科研精神和家國情懷，傳承給了她的學生們。

找到感興趣的領域，開展獨立研究的課題，野外田野調查，獨立完成畢業論文……唐崇惕的學生們身上壓的擔子，在唐老師獨特的科研訓練下，迅速轉化成獨立思考、實踐創新和脫胎換骨的成長。

唐崇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專業人才，為中國的寄生蟲學發展注入了新生力量。她所主持的教育部寄生動物研究室，也成為全國寄生蟲學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并成為享譽國內外的知名研究機構。

做祖國需要的逆行者、開拓者

“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家是有國界的。”唐崇惕如是說，也如此行。

動蕩歲月，縱使家徒四壁，一家人飽受疾苦，父親唐仲璋仍在攻堅克難，潛心于血吸蟲病的研究。抗戰時期，因日寇侵占北京，他不愿在日軍占領下工作，憤然離開。留學美國期間，獲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訊，他又毅然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歷盡艱辛回歸祖國。

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在幾十年歲月的浸潤中，唐崇惕也如父親般在祖國需要的領域披荊斬棘、探索求真。

每談及為何做科研，唐崇惕樸素的話語中不無力量：“當時的中國的確籠罩在寄生蟲病的陰霾里，我們做科研不為人類健康著想，那就失去意義了！”

于是，在衛生條件極差的流行病區，在寄生蟲疾病面前，在簡陋的科研條件下，唐崇惕和她的父親選擇的是迎難而上。“她不僅繼承了父親艱苦奮斗的科研作風、祖祖輩輩除害滅病的奉獻精神，還有一顆奉獻祖國的心。即使面對當時西方國家先進的實驗條件和優越的生活環境，她也不為所動，堅持留在廈門大學從事教學和科研，做祖國需要的逆行者、開拓者！”廈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左正宏說。

在唐仲璋、唐崇惕弟子眼中，從對人體危害性較大的日本血吸蟲病和西里伯瑞氏絳蟲病，到對畜牧業危害嚴重的胰闊盤吸蟲病和肝雙腔吸蟲病，從寄生蟲病害的防治到寄生蟲學基礎理論的建立，父女兩代人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危害國人健康的寄生蟲學疑難問題。他們所具有的家國情懷和科學家精神，也影響了一批批青年學子和科技工作者砥礪前行。

“欣逢盛節數年華，未稱良師愧佩花。愿為晏陶充騁力，崎嶇路上作泥沙。……”在1985年中國第一個教師節之際，唐仲璋創作了一首《教師節》詩詞，甘為人梯、無私奉獻的崇高信念在詩中一覽無余。

“如果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依然年輕、剛出校門，我還要選擇寄生蟲學這門科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選擇的也將是這項事業！”“我熱愛的是科研，不是背后的身份。”唐崇惕不止一次這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