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義、懷赤膽，南征北戰(zhàn)前線抗疫毒；輕寒暑、淡名利，披星戴月關東守國門。”這句聯語的作者名叫王鋒，他用寫實的筆觸，描述了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以下簡稱病毒病所）科研工作者們5個月來的戰(zhàn)“疫”之路。彼時的他正和同事們一道，奮戰(zhàn)在黑龍江省的綏芬河口岸。
從2019年12月31日凌晨接到任務開始算起，病毒病所團隊多位成員已經連續(xù)奮戰(zhàn)數月，沖鋒在這場人民戰(zhàn)爭的最前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病毒病所重任在肩。
從九省通衢的江城之濱到白山黑水的東北平原，病毒病所團隊在黨委書記、中國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專家武桂珍研究員的帶領下，跨越半個中國，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任務，為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貢獻。
老百姓的“定心丸”
4月8日，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遍神州：武漢“解封”。各地為凱旋的“逆行者”們準備了熱烈的歡迎儀式。
病毒病所帶隊馳援武漢的隊長劉軍錯過了歡迎儀式，已經在武漢連續(xù)工作100多天的劉軍一行4人，直接從武漢奔赴綏芬河，與早已抵達的同事們會合，再戰(zhàn)新冠病毒。
早檢測，早發(fā)現，早治療。實踐證明，“應檢盡檢”是控制疫情的關鍵因素。然而，綏芬河、舒蘭均為縣級市，人員、設備有限。馳援綏芬河時，他們攜帶了負壓帳篷式移動實驗室及近百箱物資火速抵達，快速、大幅提升了當地的檢測能力。
“除了物資外，還存在運輸樣本不規(guī)范、咽拭子采集不到位等問題，給當地留下一支檢測隊伍，就成了當務之急。”武桂珍日前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他們利用視頻連線、現場講解等方式，對當地醫(yī)療衛(wèi)生人員進行了生物安全基礎知識、實驗室檢測原理以及個人防護用品穿脫、生物樣本安全滅活處理等內容的培訓，確保專家離開后當地能獨立開展核酸檢測工作。
“您是舒蘭市的恩人！”當隊員完成任務準備回程時，舒蘭市一家賓館的老板拉著隊員的手，不舍地說：“看到你們，老百姓就像吃了‘定心丸’！”
十年沉淀助科研人員揭開病毒真面目
時鐘撥回到2019年12月31日凌晨。病毒病所接到中國疾控中心通知，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聚集病例。多年的疾控經驗讓武桂珍不敢有絲毫馬虎。啟動一級響應！取消休假！迅速集結！
想要認知病毒真面目，就必須分離出毒株，獲得大量高質量的病毒是進行疫苗研究、藥物篩選和動物實驗的基礎。1月2日中午12時，病毒病所接收了首批湖北省疾控中心送檢的4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標本。3個小時后，核酸檢測提示該標本中存在一種冠狀病毒；120個小時后，新冠病毒的第一張電鏡照片出爐，人類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真面目——日冕樣的形態(tài)。
短短120個小時，這令人震驚的速度得到世衛(wèi)組織的稱贊，也讓我國能夠第一時間在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GISAID）網站向全世界公布新型冠狀病毒的電鏡照片，大大縮短了病原學鑒定時間，在病原鑒定過程中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這些科研成果，是病毒病所全體工作人員吃住在單位、晝夜奮戰(zhàn)得來的，是病毒病所多學科、多機構、多平臺協同作戰(zhàn)得來的，也是多年來在科研工作中，通過經驗和技術的積累、沉淀得來的。
朱娜，是病毒病所潛心培養(yǎng)的“80后”人才之一，她在科室里負責細胞培養(yǎng)工作。細胞分化周期至少需要一個月，因此她平時就有準備分化好即用型細胞的習慣。疫情暴發(fā)時，這些細胞立即派上了用場——拿到標本后，朱娜馬上進入BSL-3實驗室（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接種標本，5天后，HAE（人呼吸道上皮細胞）出現了獨特的細胞病變。病毒被抓住了！
“我們在培養(yǎng)人才方面一向重實踐，腳踏實地潛心培養(yǎng)，有的科研人員10年都沒有重量級文章發(fā)出，但我們仍然給時間，讓他們磨練技術，因此，我們所才能在這么短時間內找到病毒。”武桂珍說。
轉戰(zhàn)大江南北 鑄就抗疫鐵軍
負壓帳篷P3移動實驗室，是抗擊疫情戰(zhàn)場上的“巨無霸”，也是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量級武器。而在實驗室工作的專家，則是沖鋒陷陣的“病毒偵察兵”。
由于負壓實驗室的特性，“偵察兵”們必須全副武裝在實驗室內完成精準操作，隨時面對因負壓差及裝備嚴密導致的頭暈、嘔吐等癥狀。“按照規(guī)定，在P3實驗室連續(xù)工作一般不超過4個小時。”武桂珍說，“我們采用輪轉方式，4個小時干滿就出來到P2實驗室繼續(xù)工作，盡管如此還是經常超負荷。”
受條件所限，綏芬河的移動負壓實驗室搭建在半地下空間內，沒有暖氣。年過六旬的武桂珍腰腿間更是貼滿了膏藥和暖貼，寒氣刺骨讓她倍感疼痛。盡管當地為她安排了條件較好的酒店，但武桂珍幾乎沒住過，而是一直堅持坐鎮(zhèn)實驗室。
“武書記幾乎每天都是抱著手機睡著的。”王鋒說，“有一次后半夜，P3組的隊員剛剛休息40分鐘，就被武書記挨個從房間叫起來繼續(xù)檢測，而她一夜都沒有休息。”
“事實上，我們出發(fā)去綏芬河的時候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因為當時判斷情況會很嚴重。”武桂珍說，“即便如此，沒有一個人退縮，在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大家都能沖上去。我們的隊伍在‘大考’中經受住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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