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2018年10月起五部委相繼發(fā)文提出“破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隨后當年11月，教育部再加一條，提出“破五唯”（新增“唯帽子”）。不論四唯還是五唯，這些指標都是績效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獲得認可的表征方式之一。

績效主義之所以能在短短的30年間取得如此高的認同度，是因為它的三項預設與科學共同體的內在偏好高度契合。首先，績效主義預設科學共同體也是理性人，在科學場域內同樣追求利益最大化（承認的最大化）；此預設與共同體的內在激勵機制相契合，也是對以往的道德綁架（君子恥于言利）的一種否定，由此最大限度上釋放共同體的潛力。

其次，績效主義用數量預設了一道無知之幕，由此最大限度保證了公平規(guī)則得以實施。所謂的無知之幕，原本是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為保證正義而設計的一種機制，它的核心主旨就是要通過一種機制屏蔽掉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公平的影響，如身份與社會地位等。科技界對無知之幕的追求同樣是要捍衛(wèi)公平。中國文化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文化，它極大地破壞了公平運行的條件，而以數量為代表的績效主義恰恰以無知之幕的方式切割了人情的干擾，從而最大限度保證了公平的實施。不是沒有人知道單一的數量考評對于科技界所帶來的危害，但是，相較而言，這種缺陷是為獲得公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三，績效主義只關注“投入—產出”，不關心種類繁雜的過程，其所具有的簡單性，也契合了降低社會管理成本的一種訴求。這一管理結構既符合科技管理部門的偏好，也與社會公眾不關心過程只關于結果的偏好相一致。

因此，績效主義可以說是科技共同體、管理者與社會在偏好交集處共謀的結果。

績效主義的弊端主要有三個：首先，績效主義對于數量的片面追求，導致科技界的多元研究領域在終端日益趨同，即產出只有一個出口：文章數量。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科技界的科研活動發(fā)生扭曲，從而破壞了科技生態(tài)的健康發(fā)展。整個社會對于科技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論文，那些無法發(fā)文章的實用技術可能更是社會所急需的，但這些努力得不到合理的承認，導致產業(yè)界與科技界出現“兩張皮”現象：社會需要的知識不被認可而供給減少，社會不需要的卻被認可而產能過剩。最近喊出的“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就是對這種扭曲的評價機制的一種全面抗議。

其次，績效主義是一種短視的實用主義的變體，在這種語境下，沒有學術理想存活的空間，既然未來是無法計算的，那么也是不值得投入的。

第三，從長遠來看，績效主義的泛濫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同質化。文化的異質性程度與創(chuàng)新發(fā)生頻率高度正相關，反之亦然。同質化造成群體間競爭強度加大，從而導致整體的疲憊與麻木。以往的管理都是通過監(jiān)督來實現的，而同質化具有一種神奇的魔力，規(guī)訓措施被每個個體主動內化，然后開始出現無意識的自我剝削狀態(tài)。它造成的幻覺是，使生產率和效率達到最大化不是對自由的壓制，而是對自由的充分利用。人們甚至會認為，這恰恰是自我實現的最好表征。你甚至會為自己產生的抱怨而羞愧，這就是最高超的規(guī)訓技術。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那些曾經的學術理想還有生存空間嗎？如果一代人都沒有了學術理想，只是為了當下的指標而活著，那么科技的可持續(xù)進步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那么學術理想存活的條件是什么呢？今天的局面是一個緩慢歷史演進的結果，因此，這個問題必須回到科學史上去尋找答案。我們不妨看看兩次科學革命中的科學家的處境，從中或許可以發(fā)現學術理想存活的條件。

第一次科學革命時期，那時的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波義耳、牛頓等人，他們大多生活優(yōu)渥，不用為生計奔波，憑著發(fā)自內心的熱愛，他們產出的成果如《天體運行論》《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等，哪一本都不是為了考核而做出來的成就，相反這些成就是他們?yōu)樽约鹤非笳胬淼膶W術理想而取得的。第二次科學革命時期，如愛因斯坦、德布羅意、玻爾、薛定諤與海森堡等人，他們都有穩(wěn)定的工作、體面的收入、自由的研究氛圍，所在崗位也沒有嚴苛的績效考核標準，在這種條件下，他們都依照個人的學術理想做出了杰出的工作。

不難發(fā)現，學術理想的實現需要滿足三方面條件：身體的需要（收入）、心理的需要（安全）、精神的需要（自由），只有在自由狀態(tài)下，學術理想的探照燈才會觀照到真、善、美等形而上之物。尤其是后兩者對于學術理想的存活至關重要。

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工作呢？按照女哲學家阿倫特（1906~1975）的觀點，人類的活動可以分為三類：勞動、工作與行動。勞動完全屬于私人領域的事情，工作則是社會領域的事情，而行動則屬于公共領域的事情，它與生存無關。所謂積極的人生就是從勞動到工作再到行動的逐步躍升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研活動起點較高，從一開始它就是以工作形態(tài)存在的，而工作不僅僅是解決生計的問題，它更包含了社會交往的職責，換句話說，科研活動不僅僅養(yǎng)家糊口，它還承擔一定的社會職責，再往前一步，科研人員產出的知識則完全是公共行動，這些知識與個人生計無關，它的質量與好壞對于社會具有公共性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科研人員的職業(yè)先天就具有超越生活的公共使命。

當下中國科技界的現狀是，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僅僅把科研視為一種工作（職業(yè)），這本是科技建制化以來的基本含義，無可厚非，但是僅僅滿足于此是不夠的，也是對于科研工作本身功能的一種浪費。遺憾的是，限于各種掣肘因素的存在，很多科技工作者把科研活動僅僅視為維持生計的手段，從而限制了工作職能本身的充分展開，進而無法發(fā)展出科研的行動職能。

真正做到把科研視為一種行動，對于條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僅就目前而言，心理的需要與精神的需要的供給嚴重不足，這種不足又是個體自身無法完全解決的，與其在不可為之處浪費時間，還不如利用績效標準改善生存狀況，這種降維選擇導致科技工作者以犧牲科研的神圣屬性而置公共使命于不顧的現象發(fā)生，這就形成當下學術界的學術理想全面萎縮而世俗生活卻火熱異常的局面。

破四唯/破五唯之后的后績效主義時代，科研是否會出現大滑坡，這點倒不必憂慮。建制已在，量的波動只是暫時現象，大浪淘沙之后，一切將回歸正軌。當下的緊迫任務在于打造從業(yè)者的“收入—安全—自由”的基礎支撐條件。在操作層面，解決之道在于盡早紓解不足，不妨先降低共同體的競爭強度，從而逐漸恢復群體的心理安全。當大家心態(tài)日趨平和的時候，學術理想與公共使命被重新樹立的可能性就會隨之提高，再假以時日，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增加共同體的自由度，比如把不必要的會議、評審去掉，那么學術理想重新綻放就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懷揣夢想的共同體成員才有心情安靜地做一些源于激情和熱愛的事情，才能真正為人類貢獻出卓越的知識產品。這一過程是緩慢的，但只要開始行動，積極的人生就會匯聚起來，我們期待的變化就會出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