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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又一輪高校改名的浪潮呼之欲出。

1月20日，教育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發展規劃司《關于2017年度申報設置列入專家考察高等學校的公示》，46所高校入選該份名單，其中包括21所“新設本科學校”、16所“更名大學”、6所“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民辦本科學校”和3所“同層次更名”的學校。

引人矚目的是，在21所“新設本科學校”中，有16所學校的“建校基礎（即擬更改前的現有校名——記者注）”中包括“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其“申請建校名稱（即擬改成的新校名——記者注）”中，將“職業”或“職業技術”抹去。

大學校名是學校的招牌，是學校對外的“名片”，也是承載其歷史傳統、文化理念、精神氣質、品牌形象的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根據現行的《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高校實行一校一名制，為了有更心儀的“名頭”，部分高校似乎已經決定不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收集到10多年來高校更名的消息，試圖去找尋其規律。

高校更名四大動向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查詢相關高校更名的信息發現，在上世紀末高校大合并的浪潮期間，校名大多是“大魚吃小魚”，另有一部分推出了全新的校名。而進入新世紀后，中國高校的改名則出現了幾個主要動向：

一是，將涉及的地域越改越大。較為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瀘州醫學院”由原校名“瀘州醫學專科學校”更名而來，2015年，該校更名為“四川醫科大學”，同年年底，再度更名為“西南醫科大學”。

二是，改變學校的性質類別。實現了高等專科學校——學院——大學的更迭，看上去“辦學層次”越來越“高端”，這種情形最為普遍。

三是，界定學科類型的用詞越來越時尚、綜合。比如，用“金融”取代“財政稅務”，用“工學院”取代“機電”，用“交通”取代“鐵道”“鐵路”，用“工程”取代“地質”，用“科技”取代“鋼鐵”，用“工程”取代“地質”，等等。

四是，摘掉“職業”的帽子。去掉校名中的“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根據公開信息進行匯總統計后發現，迄今至少有65所高校已完成了上述第四種情形的更名，而這一數據并不包括前述剛公示的、極有可能最終完成更名的16所。

根據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所掌握的信息，早在2005年3月，就有學校試水“校名去‘職業’化”。當時，西北地區的一所民辦高校，將校名由8個字壓縮為6個字，去掉的兩個字便是“職業”。當年5月，同城的另一所民辦高校，也成功地完成了同樣的選擇。

他們當時的選擇看上去顯得“前衛”也“富于遠見”。在那個時段，職業教育方興未艾，尚有不少學校將校名中加入“職業”或者“職業技術”字樣。

比如，2008年，教育部教發函〔2008〕165號文同意對9所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予以備案。其中的4所學校，原來的校名中并沒有“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新校名中添了上去；另5所新建的學校，啟用的校名中都有“職業”字樣。

但是，總體上看，已經入圍高等教育的學校中，“校名去‘職業’化”趨勢顯得更為常見，很多學校都熱衷于這樣“做減法”。

2008年，第一波高潮襲來。當年，至少有12所高校將校名中的“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挪走。而這些高校在更名后，均升為民辦本科。其中的一所，名列幾天前教育部發布的“列入專家考察”的“同層次更名”名單之中，換言之，該校致力于再度改名。

此后的2010年，1所公辦高校將校名去掉了“職業”，也罕見地出現了同時將“大學”改為了“學院”。

2011年，迎來第二波高潮。當年，18所學校將校名中的“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摳掉”。和前述情形一樣，這些學校改名后均為本科層次的民辦普通高校。

2012年，又有1所學校成功仿效。

2014年，出現了第三波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波高潮。當年，24所學校在校名中“摘掉”了“職業”或“職業技術”的“帽子”。和前幾次一樣， 24所學校在更名后系本科層次的民辦普通高校。

2015年，華南地區的兩所高校達到了同樣的目標；同年，公辦的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升格為普通本科高校，并改名為某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同樣去掉了“職業”字樣。

此后，成功走出這條路的高校并不太多：2016年，位于華北的一所高校抹掉了校名中的“職業技術”字樣；2017年，某公辦的職業學院升格為本科層次，并去掉了校名中的“職業”字樣。

如果教育部最新公示的名單中的10多所學校能如愿以償，這將是一年內有超過10所高校校名“去‘職業’化”的第四個年份。

記者發現，并非所有高校都會選擇“做‘職業’減法”。比如，2009年，2所高等職業學校同層次更名；2010年，12所高等職業學校同層次更名；2011年，2所高等職業學校合并、14所高等職業學校同層次更名，他們在改名時都保留了原有的“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

此間，也曾出現過大學在校名中添加上“職業”字樣的情況，不過，該做法異常罕見。記者僅僅查詢到天津工程師范學院更名為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一個案例——當然，由中專、中職等“中等學校”改為屬于高等教育范疇的“高等專科學校”或“學院”不在此列，它們在改名前并非高校。

總體上看，在校名中去掉“職業”字樣的高校不在少數，已成為值得關注的新現象。在有的學校心目中，這和“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一樣，無可置疑。

除了爭取獲得官方文件同意后改名，還有高校（公辦或民辦——編者注）更為隱秘地干著殊途同歸的事：在對外宣傳時所使用的校名，有意無意地“忽略”掉“職業”或者“職業技術”字樣。

校名決定了層次？

高校更名時為何頻頻選擇去掉“職業”兩個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注意到，校名并不單是一個名稱，其中的每個字眼，都可能為學校帶來不同的社會評價。

看來，校名“大有講究”，使用不同的字眼，往往會被部分人士貼上意味深長的標簽。

比如，普通本科學校的名稱，分為“學院”和“大學”。根據現行規則，稱為學院的，全日制在校生規模應在5000人以上。稱為大學的，全日制在校生規模應在8000人以上，在校研究生數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總數的5%。

在學科與專業方面，稱為學院的，應該在人文學科（哲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科（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等學科門類中，擁有1個以上學科門類作為主要學科；而稱為大學的，應擁有3個以上學科門類作為主要學科。

在師資隊伍方面，稱為學院的在建校初期專任教師總數不少于280人。專任教師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教師數占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應不低于30%，具有副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以上的專任教師人數一般應不低于專任教師總數的30%，其中具有正教授職務的專任教師應不少于10人。稱為大學的專任教師中具有研究生學位的人員比例一般應達到50%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占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一般應達到20%以上；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專任教師數一般應不低于400人，其中具有正教授職務的專任教師一般應不低于100人。

此外，在教學與科研水平方面，稱為大學的，要求也相對更高。

但是，是否升為本科院校時就必然應該去掉“職業”或“職業技術”等字眼？記者并未查詢到這方面的規定。在現行《高等職業學校設置標準（暫行）》中，也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毫無疑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有著“職業”字眼的學校，或許存在一些偏見。但在職業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職業教育創下極高的就業率和口碑的背景下，一所本科層次的學校，有沒有“職業”之名，真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嗎？

或許，答案在風中飄。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2月05日 10 版）

專家熱議：校名去“職業”是追名逐利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

1月20日，教育部公示2017年度申報設置列入專家考察時高等學校名單。1月22日，王旭明發布微博，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立場：“考慮到當下實際情況，呼吁停止對所有更改學校校名的申請，‘逼迫’學校去思考如何提高質量！”

去年年底剛從語文出版社社長任上退休的王旭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要求改名、不要‘職業’二字的請反省。”“我非常反對這種風氣，有關部門應該剎住這種改校名的風氣，原則上一律不再審批，要向此做法‘亮紅燈’。”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非常明確地提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建設教育強國，同時強調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王旭明說：“要建設教育強國，核心不是規模和人數的增加，而是內核和質量的提升；高校應該把注意力放到提高內核、提升質量上來，而不是放到擴大規模上去。而很多高校去掉‘職業’兩字，主要出發點就是能夠多招生。”

“更改校名弊多利少，為什么這么熱衷于弊多利少的事情呢？我不理解。”王旭明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學校選擇在校名中去掉 “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的傾向不對，重要的是，要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

“更名時去掉‘職業’兩個字的趨向，暴露出一部分職業院校不安于職業教育的定位，有點追名逐利。”他說，“當然，這背后也與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定位，以及社會對職業教育的看法有關系。”

“總體上，地方本科院校，包括以前的二本、三本，還有高職院校，都應該培養職業技術人才、應用技術人才，都應該開展職業技術教育。”他表示，從高等教育的整體結構來看，一個國家5%~10%的高校應該辦學術型大學或者叫綜合型大學，其余的90%甚至更多都應該推行職業技術教育。

“高校的辦學目標，不應該是學校自己希望培養什么樣的人才，而是社會需要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他認為，從總量上看，國家其實并不需要那么多學術型人才，相應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學術型大學。“尤其是，當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固然需要學術人才，也需要數量大得多的高水平的專業技術人才”。

在他看來，我國很多高校都背離了社會的客觀需要，而熱衷于辦學術型大學，“體現在校名更改問題上，就是從學院到大學，便認為是‘升’；加上文理、科技等字眼，便認為是‘新’；去掉‘職業’字眼，便認為是搬掉了走向學術型大學的攔路石。”

他進而指出，學校熱衷“走學術路”的背后，也有其上級的影子，地方政府認為職業教育是低人一等的，“辦學術型大學才能體現地方政府的水準。”

這幾年，針對教育結構失衡的問題，我國提出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但在熊丙奇看來，這種路徑安排是正確、務實的，“但各地方、各學校都不積極”。

他分析說，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從社會到學校，都認為這種轉型是一種降格。“必須要改變這種認識，這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他說，如果認為職業教育是低人一等，高等教育都向學術型方向發展，整個的人才培養和社會的人才需求就永遠處于“兩張皮”的狀態，“就難于建立高等教育發展和社會需求之間的良性循環”。

“我們要從根子上反思。”他說，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包括高等教育的發展戰略，“都需要調整”。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職業教育不是層次，而是一種類型。”他認為，學校并不是辦成學術型大學就高人一等，辦職業學校就低人一等，學校都是平等的，辦得怎么樣才是關鍵。“并不是說，所謂學術型的學校就必然是高水平的，職業教育學校就必然低水平。是否‘高水平’，是要用人單位來評價的”。

他認為，不能過于以學術性的成果來評價一所大學的辦學質量。“對于職業技術學校來說，學生能得到用人單位的認可、能很快上手、能干好分內的工作，也是了不起的學校”。

“國外很多大學都并不要求師生發表多少論文，而是強調一流的教學，對高水平的人才的認定也不僅看學術。”他說，但是目前在國內，從政府到社會的評價體系都是主要看學術，看有多少博士點、碩士點，有多少國家重點學科，有多少學生考上了研究生，老師又發表了多少論文，“這樣的指揮棒必然導致學校不安于定位，也就會琢磨著在校名中去掉‘職業’等字樣。”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錯誤的思潮并未得到有效的糾正。”他說，這樣的認識不改，試圖在校名中去掉“職業”的學校就會越來越多。

“關于大學不能盲目更名，不能盲目追求高大全，不能不安于自身定位，教育部都是注意到了的。”他說，“但是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舉措應對這些現象。”

他認為，改變現狀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目前，應該從評價體系上著手，逐步糾正此前的錯誤認識”。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2月05日 10 版）

高校改名別以去掉“職業”為榮

王壽斌

高校改名不是新鮮話題。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全國高校就已掀起了改名風潮，并一直延續至今。此次改名之所以會引發比先前更為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集中改名的規模之大，多達46所。

同時，在此次公示的46個名單中，原來校名中有“職業”二字而申請改名的共有16所，且100%計劃在改名后去掉“職業”二字，其中，改名前后僅僅去掉“職業”二字，而其他用字未有變化的竟然有9所學校。

國人歷來講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古時許多仁人壯士即便面臨宗族誅滅，也不會因為怕被連坐而改姓求免。國內外許多“老字號”企業，更是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一個品牌沿用若干年，不會隨便改弦易轍。在中華民族如此文化背景之下，竟有這么多的高校放棄傳統品牌去爭相更名改姓，去掉校名中的“職業”二字，除去部分學校（或領導）辦學思想不夠端正之外，其背后的難言之隱可想而知。

就職業教育而言，伴隨著全國高校大規模擴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一大波校名加“職業”或“職業技術”的熱潮，許多老牌中專學校（或多校合并）以“升格”為榮，紛紛在校名中加入“職業技術學院”或“職業學院”，以躋身“高校行列”。

然而，當社會各界有意無意地將“職業技術學院”排除在“高校”之外時，“高職”人的心理失衡現象越來越嚴重，以致每隔一段時間，網上網下都會反復出現“高職院校”究竟“姓高”還是“姓職”的討論，且每每以“高職”不受待見的牢騷結束，這是當前高職院校熱衷于改校名去“職業”或“職業技術”字樣的一個重要原因。成功改名的學校歡呼雀躍，局外看客則難免羨慕嫉妒。瀏覽這些學校的網站新聞或微信公眾號推送，以及后面的跟帖留言，一目了然。

高職院校爭相改名，另一個重要原因來自招生現實所逼。筆者很能理解近幾年高職院校的辦學難處。在高考錄取批次長期固化不變的大環境下，高職院校被不可逆轉地貼上了“末流教育”的標簽，源于生源危機的辦學瓶頸制約了高職院校的創新發展，成年累月“忙招生”拖累了很多高職院校安心靜氣、聚精會神地抓內涵提質量，甚至許多當年曾經叱咤風云的“國示范”“國骨干”院校，也有不少受到生源危機的困擾和牽制，部分已從“優質高職”的梯隊中退出。

這種嚴酷的生存現實促使許多高職院校一門心思、別無選擇地追求“升本”，雖然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升本”后將會“論資排輩”到本科高校的末尾，以后在本科的“圈子里”不見得有多輕松，但擺脫“職業”、沖出高職的誘惑實在令人難以抗拒。在高職人的眼里，擠入第一批次錄取，就等于突破了生源危機，就看見了光明。

從而，高職升本的“沖動”一直沒有過消減。為了遏制這種勢頭，引導大家堅守職業教育陣地，教育部曾在當年高職院校申評“國示范”建設項目時進行了“不準升本”的限制，江蘇等省份在去年的“高水平高等職業院校建設單位”項目申報時再次提出了苛刻的制約條件：“申報學校承諾十年內不申請升格為本科院校。”然而，對于許多急于擺脫困境的學校來說，“升本”改名或許是他們認定的“治本”之策。

顯然，當職業院校改名去“職業”成為熱潮，這是一個能夠理解但不能原諒、更不應大力提倡，且“細思極恐”的導向性錯誤。平心而論，如果非要說選擇“升本”的職業院校就沒有職教情懷，就是職教“叛徒”，筆者總覺得實在過于牽強，甚至很不公平。

在我國，職教辦學之難眾所周知，職業教育不受待見也是有目共睹。在這種大環境下，即便有學校因為畏難而想著“逃離”職教也并非不能理解。所以，對于那些急于“升本”和“改名”的高職院校，我們不應脫離現實妄加指責，而應從完善頂層設計的角度，加強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強化國家層面的統籌管控，從源頭上為職業院校提供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

只有努力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聲譽和吸引力，讓職教師生享受敬重、不受委屈，讓接受職業教育成為人們主動、自覺的選擇，才能有效引導高職院校不以改名去“職業”為榮，心無旁騖地堅守培養高技能人才的神圣陣地，專心致志地助力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作者系浙江永嘉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