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2年前，一群知識分子從黃浦江畔輾轉遷徙到渭水之濱。他們飽含愛國之志，堅決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扎根黃土地，建設大西北。從此，星耀西安，弦歌不輟，開啟了建設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學的一個風云甲子。

向西，為何成為他們的前行方向？奉獻，何以成為他們的價值追求？傳承，如何成為他們的奮斗動力？帶著這一連串問題，讓我們回顧那風云激蕩的山河歲月，開啟塵封已久的一段歷史，探尋故事背后的答案。敬請關注“西安交通大學‘西遷精神’探秘”系列報道。

從十里洋場上海遷徙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需要跨越的，不僅僅是1509公里的物理距離，更是難以估量的心理障礙。62年前，一群純粹而勇敢的知識分子卻欣然啟程，不少人更是拖家帶口、舉家搬遷，在西部播撒下綿綿不絕的智慧種子。

這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調整工業建設布局、高等學校布局的一次重大決策，被后世喻為“新中國知識界開創未來的一次偉大行軍”。

他們是西安交通大學的一代創業者。正是他們身體力行，扎根黃土高原，用畢生的愛國情懷、奉獻精神和不懈奮斗，換來了西部科教事業的發展勃興。直到今天，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為核心的“西遷精神”，仍在寰宇間留下不盡的回響……

響應新中國的偉大召喚

“北清華、南交大”，交通大學歷史上曾與清華大學齊名，是中國早期最富聲望的理工院校之一，素有“東方麻省理工學院”之稱，是“中國工程師的搖籃”。交通大學1896年創建于上海，其前身是南洋公學，“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實踐”是學校的一貫傳統。120余年來，她不僅培養了錢學森、張光斗、吳文俊等一大批科學大家，也走出了江澤民、黃炎培、陸定一等眾多時代巨子。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全國70%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的狹長地帶，余下部分則散布于內地，沿海和內陸發展極不平衡。為緩解這一問題，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指出，一方面要合理利用東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業基礎，發揮它們的作用；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華北、西北、華中等地新的工業地區的建設，并在西南開始部分的工業建設。

1953年，朝鮮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臺海局勢又一再緊張，直至1955年2月浙江沿海島嶼才得以全部解放。長期以來，扼守長江入海口的上海，一直被視為隨時可能爆發戰事的前線地帶，大規模基建不得不暫告中斷。一些單位陸續內遷，壓縮人口、動員疏散的任務相繼提出，交大的發展受到了很大制約。

1955年4月初的一個夜晚，時任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康接到高教部部長、黨組書記楊秀峰來電，得知中央已作出將交通大學由上海遷往西安的決定。很快，他就在校務委員會上通報了這一信息。他進一步解釋道：廣大西北西南地區高等學校很少，工業也少，需要加強建設。此外，遷校也有國防意義。

對于每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和交大命運的人來說，這一決定恰如平地驚雷。一時間，大家沉吟不語，都在默默評估這一方案的可行性。教務長陳大燮率先打破了沉寂，他旗幟鮮明地表示：“學校搬到西安，靠近工業基地，一定會有很大發展。”動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連連點頭，補充說道：“去那里辦學，對人才培養也有利。”電力工程系主任鐘兆琳則想得更遠，誠懇建言：“搬去非常有利，只是越早越好，請校長早點去西安，把地方定下來，把基建搞好。”……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成員都以簡明干脆的話語，表達了擁護支持西遷的堅定態度。這是時代的召喚，交大的命運就此與大西北緊密相連。

“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

西安，古稱長安，建都距今已2000余年，歷經十三朝光陰淬煉，蘊藉周秦漢唐精華。漢代的太學、唐代的國子監，均發軔于長安，隋朝在此開啟的科舉制度，更是影響了中國1300年的文明進程。

古籍記載的長安一派繁華，以朱雀大街為中軸線，108個街坊構成左右勻稱的棋盤式格局，坊間密布著100多條水渠和100多處水池，“八水繞長安”為都城注入不竭甘泉。初來西安的交大基建科科長王則茂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經濟建設還相當落后，“電燈不明、馬路不平、電話不靈”，電線桿歪七豎八地杵在馬路中央。咸寧路（西安交大現所在地）還只是一條跑大車的土路，“無風三尺土，有雨滿街泥”……

經過多方勘察，新校址很快選定。1955年5月中旬，彭康和5名教授代表最終相中位于西安城墻東南外正處于唐朝興慶宮遺址南的一大片農田。對比局促擁擠的徐家匯，眼前開闊的平原沃野，給未來發展留下了巨大空間，鐘兆琳教授當下就歡呼雀躍起來。

大家得出一致結論，新校址有五大優勢：“一是土地開闊，不需拆遷居民，有利于迅速建設。二是不在工業區，不在商業區，可避免或減少噪音和污染。三是距城區不遠，且交通方便，便利教工生活。四是面臨興慶宮公園，環境優美。五是向南大有發展余地。”

新校建設隨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為了保證盡早順利開學，西遷的方針是邊建邊搬。1956年8月，交大西安新校園建設已初具規模，西遷工作全面啟動，全校師生克服一切困難，全力以赴開始西遷。

8月10日，上海徐家匯車站人聲鼎沸。交大副校長蘇莊率上千名教職工、家屬和學生，登上開往西安的專列。人手一張的乘車票上，有一行字格外醒目：“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票面右下角印著一列風馳電掣的列車，左上角則是一張擺滿書本的書桌和一排新建樓群，寓意此行將開啟的一方嶄新天地。

無可否認，西安的生活條件要比上海差一些，初去必然也會有很多的不習慣。但是，師生們依然對那里心懷向往。他們相信，在國家建設計劃里，這座未來的現代化大城市將是建設大西北的工業基地，正是大家一展所長的絕好去處。

苗永淼就是如此。1953年2月，他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要求回國，卻被美方告知：想回中國去，要罰五萬美金，判兩年監禁；而留在美國，工作任選，可以住洋房、享高薪。經過兩年半的艱辛抗爭，1955年他掙脫羈絆回歸故土，時年31歲。高教部一位領導問他：“愿不愿意去交通大學？那里正面臨西遷。”他毫不遲疑地回答：“非常愿意，只想早點去！”

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卞正中是西遷第一屆新生，他珍藏的錄取通知書已成為那段歷史的寶貴見證。如今重溫，依然能感覺到其中滾燙的溫度，讓人熱血澎湃。“親愛的同學！我們偉大祖國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國家迫切地需要各類建設干部。希望你早日作好準備，愉快地走上學習崗位，接受祖國交給你的學習任務，爭取成為祖國建設的合格人才，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

當時，鍋爐41班同學在《我們向往著西安》一文中寫道：“有一些樹木，隨便種在什么地方都會欣欣向榮地成長、壯大、成蔭。我們就要學習這種隨處生根的堅韌氣質，依照祖國的安排，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任何一塊土地上，愉快地進行創造性的勞動，把祖國的任何一塊地方都建設成美麗的花園。”電制56班同學也致信彭校長，字里行間滿是丹心赤誠——“西北期待著我們，期待著我們這批未來的工業戰士。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祖國每一塊土地都是我們安家的地方。”

“決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對于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人們而言，支持西遷還有另一層動因。上海解放當晚，槍炮聲一直持續到凌晨三四點，解放軍進城后，就在馬路邊列隊席地而眠，對百姓秋毫無犯。話劇《大樹西遷》中借交大教授蘇毅的一番話，反映了大家受到的深深震撼。“他們是英雄之師，勝利之師，但沒有張揚，沒有擾民，那種井然的秩序感，讓我頓時明白了他們結束一個時代的原因。從此我相信，他們是能使一個昏暗的舊中國走向光明的。”

走向光明，需要響應祖國征召，集聚眾人之力。在老教師中，體弱多病或家庭負累較重者大有人在，但是他們依然積極投身西遷，同時安排好家庭的隨遷。物理教研組副主任殷大鈞是第一批去西安的，他的老母親年逾八旬，身體不太好，殷先生自己也有腸胃病。可他首先考慮的是學校工作的需要，即使家人暫時不去西安，自己也要去。在殷先生的影響下，全家愉快啟程。

“離開住了幾十年的老地方，去一個新地方安家，困難總是有的，但只要想到自己是決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些困難總是可以克服的。”從機械制圖和畫法幾何教研組主任張寰鏡的話中，可以一窺先生們的樸素情懷。

絕緣教研室主任陳季丹年過半百，妻子長期抱恙。他克服自身困難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毅然帶頭奔赴西北。在1958年初的寒假期間，陳季丹到教研室所有教師的家中走訪，宣傳黨開發大西北的政策，了解各家困難并設法解決。助教吳南屏家中還有年近九旬的老祖母，陳教授恭敬地向老祖母解釋了西遷的意義，老人家連聲應答：“應該去，應該去。”最終，絕緣教研室全體教師踏上了西遷之路。

向西，有事業；向西，也有家。關鍵時刻，交大教職員工的家屬也表現出了較高的思想覺悟。金工教研室主任孫成璠一直堅定地支持西遷，有人跟他打趣：“孫先生，你且慢表態去西安，先請示一下師母為妥。”孫師母雖是普通家庭婦女，卻打一開始就支持他首批西遷。她的理由很簡單，“學校領導對老孫這樣器重，我怎么能拖他的后腿呢！”鑄造教研室主任吳之鳳的長子吳立強考取大學，填報志愿時征求父親意見，得到的回復是“第一志愿報交大鑄造專業”，最終與父親“會師”西安。

為了積極響應遷校，身無掛礙地奔赴大西北，毅然賣掉或上交原有住房的，大有人在。動力系副主任陳學俊和夫人袁旦慶臨行前，將兩間解放前自購房交給了上海房管部門。后來，大家說起這事，認為他們太吃虧了，保留到現在，那得多值錢呀！陳學俊卻不以為意，“既然扎根西北的黃土地，就不要再為房子而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計較。”高風亮節，可見一斑。

“莫等待，莫顧盼，西部在召喚。快卷起溫馨的睡毯，速跨上西行的征鞍。用生命把沉寂的土地搖撼，用智慧把熄滅的薪火點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沒有因為遷校而遲一天開學，沒有因為遷校而開不出一門課程，也沒有因為遷校而耽誤原定的教學實驗，西遷最終圓滿完成。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學在西安人民大廈舉行了開學典禮。這一年，到達新校園的師生員工和家屬已有6000余人，后續人員還在源源不斷抵達西安。

交大西遷，源自黨和國家的莊嚴決定，也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正是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時代的要求出發，從未來發展的需要出發，西遷才具有彪炳史冊的歷史意義，西遷人的歷史功績才值得為后世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