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2016年又將過去了。

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2016年的大學校園似乎并不像人們之前預想的那樣喧鬧，但這也并不代表著我們經(jīng)歷了平淡的一年。在這一年，我們經(jīng)歷了因為高考公平問題而導致的群眾躁動；這一年，我們目睹了一種新的技術手段給一名青年科研人員帶來的名利和質(zhì)疑；這一年，我們體會了大學體制改革遇到的希望與難題……

如果2016年的高等教育是一篇文章的話，這篇文章一定經(jīng)過了精巧的構思，因為情節(jié)雖無大起大落，卻依然引人入勝。

在一篇文章中，能表達感情的除了文字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介質(zhì)，那就是標點符號，每一種符號都有著屬于自己的情感標簽。在2016年行將離我們遠去的時候，我們不妨以這些符號為串聯(lián)，一起回看這篇文章中那些值得我們記憶的篇章與段落。

句號：生命、仕途、學位的終結

事件一：生命的終結

句號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告訴讀者，之前所說的內(nèi)容已經(jīng)結束了。而在校園里，最令人關注，同時也最令人唏噓的結束，無疑是年輕生命的終結。

記者曾做過一個簡單統(tǒng)計，在2016年，僅媒體公開報道的高校學生自殺事件就有超過20起。僅在2016年的第一個月，就有五位學生在校園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然，只要是對高校情況稍微了解的人，都不會天真地認為這20多條年輕生命的消逝，就是今年校園自殺事件的全部了。

應該說，高校學生的自殺現(xiàn)象遠不是今年才出現(xiàn)的情況。比如在2015年，人民大學就出現(xiàn)了一個月內(nèi)連續(xù)兩個學生跳樓自殺的事件。也是在這一年，有調(diào)查者對武漢市六所高校的近6000名大學生進行了調(diào)查。結果顯示，在參與調(diào)查的學生中，有自殺意念的學生竟占到16.39%。

針對青少年學生的自殺問題，近年來各學校也采取了很多應對措施。可以說，高校如今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已經(jīng)相當重視，但學生自殺現(xiàn)象似乎并沒有緩解，我們的工作真的“對路”嗎？

似乎并不是這樣。一個很明顯的例證是，雖然高校都設立了心理輔導中心，輔導員群體也承擔了大量的學生心理輔導工作，但這些更多的還屬于“等學生上門”的被動性工作，而真正能夠主動出擊，預防性解決高校學生心理問題的工作，在高校開展得并不順利。至少在國內(nèi)大部分高校現(xiàn)行的教育體系中，都沒有對學生的生命教育作出明確規(guī)定，更沒有哪所高校能將生命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和考核范圍之內(nèi)。

我們的生命教育工作任重道遠，而如果我們不認真補上這一課，代價將是那些鮮活生命的消逝。

事件二：仕途的終結

如果說，校園中生命的終結讓人唏噓扼腕的話，那么某些高校領導自身仕途的終結則更讓人感到的是一種罪有應得的暢快，以及在暢快之后的反思。2016年，又有一批高校領導因為各種問題（主要是經(jīng)濟問題）接受了組織調(diào)查，其“仕途”也相應地劃上了一個并不光彩的句號。

曾經(jīng)有人做過統(tǒng)計，高校腐敗案多發(fā)生在基建和固定資產(chǎn)領域，尤其是在基建方面，它是名副其實的高校腐敗“重災區(qū)”。今年被查出的腐敗案也同樣不例外。比如今年1月，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副校長3人被立案審查，起因就在于非法轉讓國有劃撥土地使用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兩位被調(diào)查的副校長，之前也分別管理著學校的國有資產(chǎn)和基本建設。

這并不奇怪，畢竟這些領域是高校各項工作中，最容易“搞錢”的領域，分管領導也最容易受到金錢的誘惑，因此出問題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但知道了原因并不代表著問題已經(jīng)得到解決，現(xiàn)實是——基建領域的腐敗案依然高發(fā)。

知道原因雖然不代表解決問題，但至少能夠指導我們解決問題。記者并非法律專家，因此不好貿(mào)然提出解決之道，但即使是本著“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最樸素道理，我們是否應該加大對高校基建領域的監(jiān)督力度，或者出臺更嚴格的制度規(guī)范？或許有高校或有關單位已經(jīng)這樣做了。那么，力度足夠嗎？

事件三：學位的終結

今年10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了2016年各高校的碩士、博士學位點動態(tài)調(diào)整結果，全國170余所高校共計撤銷576個學位點，其中包括大量博士學位授權點。被撤銷的學位授權點共涉及25個省份的175所高校，這也是近些年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動態(tài)調(diào)整。

2014年8月，教育部曾發(fā)布《關于開展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工作的通知》，明確于2014年至2019年公布該工作的階段性成果。因此，此次數(shù)百個學位授予點的“終結”，其實便是這次始于兩年前的評估工作的“階段性成果”。雖然只是“階段性”，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成果具有著很強的正面意義，比如淘汰落后產(chǎn)能，比如助力高校特色發(fā)展……

然而在此，記者更想談論的是在此次評估工作中，教育主管部門本身的身份變化，以及其背后的積極意義。

在此之前，教育主管部門對于高校的評審更多的是“評優(yōu)”式的評審，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本科教學評估。這種評審雖有“不合格”選項，但卻極少出現(xiàn)不合格者，評審的焦點其實是聚焦在“評優(yōu)”方面，在這種情況下，高校為了追求優(yōu)秀，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出現(xiàn)趨同化現(xiàn)象，最終導致公眾對于“千校一面”的擔憂。

但此次評估卻恰恰改變了這種狀況——不是評選誰“優(yōu)秀”，而是評選誰“合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其實類似于一份“負面清單”。觸犯這一“清單”者，將被取消學位授予資格。反之，則可以自由發(fā)展。這樣的負面清單制定者的角色，其實是更符合教育管理部門應有的定位，僅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應該為此次評估點贊。

感嘆號：職業(yè)、公平、理財?shù)慕箲]

事件一：職業(yè)焦慮

如果用一種感情詞匯來概括2016年的高校的話，可能便是“焦慮”一詞了。

首先是教師本身的職業(yè)焦慮。2016年初，著名學者、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甘陽被青年教師毆打，此事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據(jù)稱，打人者行兇的原因是甘陽拖延了其職稱晉升；同樣是職稱的問題，今年5月，北方民族大學突然叫停職稱評定，教師紛紛表示抗議。

與之相類似的還包括今年8月，有關部門透露將取消高校事業(yè)編制，以及曾引起公眾更加普遍關注的蘭州交通大學患癌女教師被開除事件。

后兩件事雖然在性質(zhì)上與之前提到的事件并不相同，但這些事件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映了當前高校教師對于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擔心和焦慮。

曾幾何時，高校教師是一份足以讓周圍人羨慕不已的工作——身份受人尊敬、工作清閑自由、人際關系簡單純粹……然而，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高校本身也在變得越來越“接地氣”，高校教師的職業(yè)優(yōu)越感也就隨之減弱。與此同時，這份職業(yè)的一些負面因素也開始暴露出來——工資不高、工作壓力大、科研教學任務繁重……此時，對于高校以及有關部門的一些做法，教師群體才會顯得更加敏感。相信這也是甘陽被打事件中，打人者如此激動的內(nèi)心動力。同時也是在取消編制以及蘭州交通大學事件中，教師群體情緒激動的深層次原因。

因此，在現(xiàn)有情況下，如何提升高校教師對自身職業(yè)的認同度和滿意度，緩解他們的職業(yè)焦慮，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事件二：公平焦慮

當校園內(nèi)，老師們在為自己的職業(yè)焦慮時；在校園外，則有一群家長在為自己的孩子能否進到大學校園內(nèi)而焦慮。

今年5月，因為在2016年江蘇高等學校跨省招生計劃說明中，表示將調(diào)出3.8萬個招生計劃安排到中西部省份，江蘇省多個地級市均有學生家長前往教育主管部門，抗議這種“劫富濟貧”式的調(diào)劑行為。此事引起了全國上下的普遍關注。最終，江蘇省考試部門進行了官方澄清，才消除了事端。

在此，我們不必去分辨學生家長與江蘇省考試部門之間的孰是孰非，只需要關注這一事件本身所暴露出的某些問題。目前，高考依然是普通學子升入高等學府的最主要，甚至可以說是唯一途徑。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細小的“不公平”因素都會導致利益相關方的激動和焦慮。因此，要想平息公眾的這種焦慮，需要改變的依然是高考招生方式本身。

當然，近些年來，高考招生制度幾乎每年都會有所調(diào)整。但是無論如何調(diào)整，各省劃撥招生計劃，考生根據(jù)成績大排名決定錄取院校的根本方式?jīng)]有改變，而這種方式其實是考生間需要最激烈競爭的方式，也是對制度本身最敏感的方式。

因此，高考改革需要考慮如何能夠降低考生之間的競爭度，這并非不可能，比如將招生自主權真的下放給高校，允許高校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差異化招生。無論是考生還是家長，其焦慮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如果不同高校都架起一座適合于自己大橋，擠獨木橋的人還會多嗎？

事件三：理財焦慮

作為高等教育的主體，學生們在這一年也在焦慮著，而他們焦慮的原因要更加實際。

今年的秋季學期開學之前，山東省臨沂準大學生徐玉玉遭遇電信詐騙后，心臟衰竭死亡的消息曾引起公眾的一片嘩然。就在那段時間，多起類似的詐騙事件也讓各高校的新生教育多了重要的一堂課——防詐騙教育。即便如此，在2016年下半年，“校園貸”依然成為了轟動校園和社會輿論的各大話題之一，多名學生因無力償還校園貸而自殺的消息令人心痛。

應該說，高校大學生遭遇金融詐騙并不是今年才有的新鮮事，只不過媒體如此關注這一現(xiàn)象，的確是之前沒有過的。這并不奇怪，畢竟近年來，隨著在網(wǎng)絡以及現(xiàn)代金融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走入大學，大學生的理財意識要更加強烈，同時，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導致部分大學生有了可以進行某些理財行為的資本。但是，我們?nèi)狈�順應時代變化而開展的理財教育，這其實也是我們教育滯后性的一種表現(xiàn)。

有高校教師曾表示，應加強對大學生基礎金融知識的教育，培養(yǎng)學生的“財商”。這當然是正確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對學生的“財商”教育，并不是高校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整個教育系統(tǒng)需要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小學教育甚至要承擔更重要的責任。

縱觀今年多起針對大學生的詐騙和惡意貸款事件，其詐騙方式并不算多么高超，但就是這些不算高明的手段，卻讓一些大學生因此走投無路，甚至選擇自殺。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在日常教育中補上這一課，結果是否會有不同呢？

問號：科研事件、英語考試、在職研究生教育受質(zhì)疑

事件一：韓春雨事件

韓春雨事件本身，就是一連串大大的問號。

首先，自從本來默默無聞的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韓春雨宣稱自己發(fā)明新的基因編輯技術以來，首先在人們腦海中畫上問號的便是，一個普通的科研人員為什么能做出如此成就？我們的制度是否過于關注名校的“大牛”，而忽略了普通院校的普通教師？

接著，對于韓春雨所發(fā)明技術本身的質(zhì)疑便紛至沓來，懷疑者越來越多，韓春雨本人則堅稱自己的科研沒有問題。于是，第二個問號又出現(xiàn)了——這一事件究竟是曠世發(fā)明，還是驚天大謊？

就在今年年底，當初發(fā)表韓春雨團隊科研成果的學術雜志聲稱，他們將讓韓春雨團隊對來自同行的質(zhì)疑展開調(diào)查,并補充信息和證據(jù)來給自己的原論文提供依據(jù)。這項調(diào)查將在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屆時將向公眾公布最新進展。這說明主流學術界已經(jīng)接受對于韓春雨團隊科研成果的質(zhì)疑，并就此展開調(diào)查。而就在真相即將大白于天下的時候，第三個問號開始出現(xiàn)在很多與此相關的人的腦海中——我們該怎么辦？

在此，我們可以先歷數(shù)一下在“成名”之后，韓春雨獲得的榮譽和“實惠”：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在幾個月內(nèi)迅速當選為河北省科協(xié)副主席、2016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候選人、國家“中青年科技創(chuàng)新領軍人才”候選人。此外,他還獲得了財政性資金2.24億元。而一旦韓春雨的成果被證明存在問題，當初這些職位的授予者是否會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地步呢？

科學是允許犯錯的。因此，當我們面對一項科技進展時，需要保持足夠的冷靜，我們可以稱贊為科技作出貢獻的學者，但切忌一窩蜂似的“捧殺”，至少在他們還沒有得到學術界公認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再耐心一點兒？

事件二：英語應該怎么考

2016年底，在浙江召開的第二屆語言測試與評價國際研討會上傳出消息，教育部正在組織研制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以及與之配套的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這意味著，我國將建立起一個統(tǒng)一的外語測評體系。同時也意味著，在英語能力的考試方式方面，新一輪的“折騰”又開始了。

將此次英語考試改革冠以略顯貶義的“折騰”，似乎并不恰當。畢竟建立統(tǒng)一的英語測評體系有利于改變目前外語考試種類繁多、缺乏統(tǒng)一標準的問題。但問題是，近年來，關于英語考試方式的改變實在是太多了，這就很容易讓人們將其與“折騰”一詞聯(lián)系在一起。

以英語四六級考試為例，曾有媒體梳理了四六級考試自1986年設立至2013年之間的歷次改革。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考試方式共調(diào)整了12次，平均兩年多就有一次調(diào)整，這還不包括高考英語考試等其他的英語考試方式的調(diào)整。

英語考試無論如何調(diào)整，其根本目的還是科學準確地顯示出學生的實際英語水平，必須承認，隨著社會發(fā)展以及學生平均英語能力的提升，適時對英語考試進行一些調(diào)整和改革是有必要的，但與此同時，過于密集的考試方式調(diào)整也會造成對學生英語學習的困擾。更重要的是，歷次英語考試的改革，其主要的推動力還是來自于行政力量，社會力量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然而英語又偏偏是一門極度“社會化”的語言,其語言能力的最終標準是學生能否在社會生活中熟練應用。于是，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也就產(chǎn)生了。

事實上，已經(jīng)有學者呼吁將英語能力考試的主動權交給社會力量，十八屆三中全會發(fā)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探索外語科目一年多次的社會化考試”。所謂“社會化考試”，不只是把考試時間從統(tǒng)一高考中移到其他時間，而是要將其變?yōu)樯鐣�專業(yè)機構組織、考生自愿選擇參加、招生機構自主認可的考試。對此，我們要有更清楚的認識。

事件三：在職研究生教育“改天換日”

2016年9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fā)《統(tǒng)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統(tǒng)一下達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計劃，統(tǒng)一組織實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錄取，堅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質(zhì)量標準。這意味著，在職研究生的招生被納入了統(tǒng)一研究生招生考試當中。這對于在職研究生教育來說，無異于一次“改天換日”。

長期以來，在職研究生教育的規(guī)范性一直飽受公眾質(zhì)疑，教育部此舉顯然也想將在職研究生教育納入一個相對正規(guī)的軌道，這一初衷固然沒有問題，而且將在職研究生納入統(tǒng)一研究生招生考試，也可以在入口端提升在職研究生的整體水平，有利于今后的教學。

但是，只把住“入口端”是不夠的，對于在職研究生的培養(yǎng)端和出口端的質(zhì)量把控也同樣重要，甚至要更加重要。然而，雖然在通知中也提到了“堅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質(zhì)量標準”，但卻并沒有更加細化的保障制度。換句話說，盡管提高了在職研究生的入學門檻，但在真正的培養(yǎng)方面，《通知》卻僅僅提出了一個口號，至于如何落實，全靠高校自身的自覺性。正如有的高校教師所言：“如果光看政策，學院其實可以什么也不做，無非就是增加一個入學考試。”

作為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補充，在職研究生教育其實發(fā)揮著提升從業(yè)者整體素質(zhì)水平的重要責任，將其進行規(guī)范化管理理所當然，但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