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祚建   動物所供圖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動物所）標本樓四層的獸類標本館里，經常可以見到一位白發老人，他或是研究標本，或是給年輕人答疑解惑，一口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幽默風趣，午餐一碗肥腸就能讓他滿足不已，就像一個老頑童。在他退休的20多年時間里，動物所老老少少都已經習慣了這位與人為善的同事——馮祚建先生。

馮祚建是我國著名的獸類分類學家、動物所研究員，直到今年3月20日突然離世前的一個月，85歲的他還滿懷熱情地在標本館工作。

這是一個把分類學融進自己血液里的人。可他終其一生的付出，仍敵不過傳承的斷檔。

在青藏高原“玩命”

20世紀60年代，初上青藏高原，馮祚建只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此后，他平均每隔一年去一次，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前后正好30年。

在一次青藏高原科學考察期間，馮祚建擔任動物組的小組長。“綜合考察的學科門類多，每個研究類群的人數都是嚴格限制的，做獸類研究的確只有馮先生一人。” 馮祚建的學生、動物所研究員楊奇森說。

標本是動物考察最直接的憑據，馮祚建的主要科考任務就是采集標本。當時，大型哺乳動物種類比較清晰，而那些小型動物則較少被關注，且種類繁多，因此，他采集標本的對象也就成了那些不起眼的小型動物，比如兔子、老鼠之類。

在高原上的每一天，馮祚建都是早出晚歸，傍晚背上幾十斤重的鼠夾并將其放置于野外，第二天一大早，趁氣溫升高之前再把獵獲物全部收回來，否則溫度過高，動物尸體就會腐壞，還可能被早起的猛禽叼走。等收完所有夾子回到營地，基本已是中午。這時別的隊員可以小憩一會兒，可對馮祚建而言，更為繁重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運氣好時，馮祚建每天能采集近30個個體，而他必須在當天把它們制作成標本。這個過程極為繁瑣，首先要將老鼠放在塑料袋里，噴灑少許乙醚把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寄生蟲處理干凈。由于青藏高原是自然疫源地，按防疫要求都需要提前注射疫苗，但野外保障條件十分有限，打不了疫苗就很容易感染疫病，但為了在有限時間里獲得珍貴的標本，馮祚建根本顧不上個人安危。

動物尸體經過預處理之后，就要進行測量和記錄。緊接著，將它們剝皮，除保留頭骨外，把一切容易腐爛的組織去除掉，并對皮張進行防腐處理，用棉花進行填充，并把做好的標本固定在紙板或木板上整形，最后晾干。這樣才算完成一個標本制作的全過程。即便熟練如馮祚建這樣的“老手”，制作一個標本也需要花上20多分鐘。

“我坐著一個矮矮的小板凳，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晚上點著蠟燭干。” 馮祚建曾在口述歷史時回憶道，“搞標本腰很酸、很累。”

讓馮祚建“心塞”的是，辛苦一天的他有時還會遭到隊友的“嫌棄”。由于動物剝制的過程會產生濃重的味道，他差點因此找不到“室友”。后來，還是同樣要經常處理標本、互不“嫌棄”的陳宜瑜先生選擇了和他住同一個帳篷。

不過，馮祚建的帳篷也有“吃香”的時候。有時，他制作完大動物標本，留下的動物肉還能給大伙補點“油水”，這也是他們最幸福的時刻。

很難想象，生長在南方沿海地區的馮祚建最愛的食物除了海鮮還有肥腸。“馮老師每次請吃飯，都要點兩份肥腸，沒那味的還不吃。”動物所副所長、研究員喬格俠后來才知道，是因為青藏科考期間，隊員們吃肉時舍不得把動物內臟扔了，“冰水里涮一涮就煮了吃，習慣了”。

當年青藏科考的艱辛是后人難以想象的，“老青藏”們翻山、涉水，途中的驚心動魄是家常便飯。用馮祚建的俏皮話來說，科考就是“幾個玩命的司機和一群不怕死的乘客”。盡管如此，馮祚建依然不惜一切代價，一次又一次深入那里。

1988年前后，全國上下掀起了出國熱。“阿馮，我過幾天去英國了！”“老馮，我準備去美國。”這樣的聲音不絕于耳。

當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一位從事小型動物分類的科學家看了馮祚建寫的文章，大為贊賞。他主動向馮祚建伸出橄欖枝，盛情邀請他到美國工作一年。可此時，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孫鴻烈正在組織喀喇昆侖山—昆侖山地區的科學考察，對于這片區域，馮祚建還沒有涉足。“馮先生已經把半輩子的心血都耗在了青藏高原上，為的就是能夠盡可能全面地認識這個地方，喀喇昆侖山—昆侖山正是他非常想要彌補的又一塊空白。” 楊奇森說，“和去美國相比，他實在舍不得這么一個全面認知青藏高原物種的機會。”

馮祚建覺得自己必須為國效力，如果同行不是看到了他的文章也不可能無緣無故邀請他訪學。所以，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會得到別人尊重。

“馮先生常跟我們說，現在我們國家窮，別人出錢請你也是把你當三等公民看，每天吃個飯都去排隊等人家發餐券，我寧愿在自己家喝粥，做我自己的事。”這些話深深印刻在了楊奇森的心里。

直至退休，馮祚建幾乎把自己全部的學術生涯奉獻給了青藏高原，對哺乳動物物種多樣性、動物地理分布格局演變及動物資源利用和保護生物學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共鑒定了約230種獸類，這也為青藏高原自然保護區的建立，以及青藏高原國家重大工程如青藏鐵路、青藏公路建設中涉及的野生動物保護措施與技術路線制定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像父親一樣的導師

20世紀90年代以后，年過五旬的馮祚建開始減少野外科考的時間，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培養后輩上。

楊奇森在成為馮祚建的博士生前，已經在原中科院西北高原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常在青海一帶開展野外研究。因此，楊奇森是帶著明確的問題進一步攻讀學位的。在他看來，導師馮祚建更像是一位工作上的大前輩，有問必答，傾囊相授，但絕不干預他的研究方向和內容。學生們可以盡情地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

馮祚建對學生很無私。1993年，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和工會專門組織了一次去英國的考察。院里和課題組各出一部分經費，所里把這個機會給了他。盡管此時馮祚建已經有了足夠的時間，但他依然選擇了放棄。“這兩年經費緊張，去十來天就要花兩萬多元，夠一個學生做兩年野外了，不值得。”而楊奇森就是受益者之一。

“馮先生是導師，從另一個角度說更像一個老父親。”讀博期間，楊奇森拖家帶口來到北京，家里條件并不好。自己也不富裕的馮祚建總是時不常地補貼楊奇森一家人的生活。“他知道我孩子還小，有時買兩條魚，有時買份白斬雞，悄悄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直到80多歲高齡，馮祚建還會瞞著楊奇森，帶著他組里的學生外出“打牙祭”。楊奇森后知后覺，才知老先生早已經和隔了輩的學生們打成了一片。

馮祚建對年輕學生甚至是他們的下一代的關愛，也許源自一個家庭情結。

1975年2月海城地震，整個華北地區都在防震抗震，人心惶惶。3月，馮祚建接到西藏科考的通知，此時，他的小兒子才剛滿3個月，但他并沒有為了家庭而選擇留守北京。而他的妻子也非常支持“科考成癮”的他，把尚未斷奶的兒子帶到了湖北親戚家。馮祚建只將他們母子送上火車便去往西藏。

多少年來，馮祚建夫婦寄養孩子成了家常便飯。他們就像候鳥一樣，大人“西藏—北京”之間來回，孩子就在“北京—親戚家”之間往返。時間長了，年幼的孩子既不認識爸爸，也不認識媽媽，干脆把舅母稱為“廣州媽媽”。

年輕時事業和家庭無法兩全，上了年紀的馮祚建總想著盡己所能關照他身邊的年輕人。

未了的心愿

20世紀90年代，分類學人才斷檔現象凸顯，這門傳統的學科開始走向沒落。當時的動物所也遇到了這樣的困境。能做脊椎動物分類學研究的人才出國了，年輕一代無法獨當一面，面臨退休的馮祚建根本離不開他的工作崗位。

“老先生二話不說，退休后依然鼎力撐起了動物所標本館獸類標本鑒定的工作。”這令當時剛開始負責標本館管理工作的喬格俠感激不已。

他就像正式在崗人員一樣，每天坐著公交按時上下班。日常標本鑒定、野外標本鑒定、海關查獲物種的鑒定，來者不拒。特別是海關查貨的物種常常只有動物骨骼，沒有皮張，鑒定工作非常復雜，需要豐富的經驗。“馮先生就像人肉X光機一樣，這本事誰也替代不了。” 單憑這一點，就讓喬格俠佩服得五體投地。

“有時候，科研人員一次野外考察帶回幾百件標本，整整鋪了一地，味道特別大，一般科研人都沒法長時間待在標本館，馮先生卻可以一直堅守崗位。” 喬格俠感嘆道。

如今，標本館的管理員已經換了三四撥，動物所的年輕學生來了又走，但他們的分類學訓練都離不開馮祚建的幫助。也正因如此，動物所從老到少，幾乎無人不識這個與人為善、溫和得像藏羚羊一樣的馮祚建。

分類學工作就是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不斷積累中體現它的價值，有了這一基礎，資源普查、利用，生物多樣性保護，甚至是微觀生物學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更好的支撐。“可惜的是，這項平凡卻偉大的工作，很少被人重視。” 喬格俠很遺憾，馮祚建的離開給標本館留下了難以彌補的缺憾。

2007年，馮祚建和動物所其他12位平均年齡72歲的老科學家接下了一項高難度的工程——編纂《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動物分典》。

在幾千年中國古代大地上有多少動物物種曾與我們祖先同在？中國古代動物學緣起哪朝哪代？又為現代動物學奠定了怎樣的基礎？為了探究這些問題，老先生們需要在中國有文字以來至1911年間浩瀚的古代文獻中捕捉動物信息，將尋覓到的動物蹤跡進行鑒定和考證，并把它們一一對應到現代動物分類系統中進行整理。

此后整整9年時間里，他們共收集整理了古代文獻資料近4000卷（冊），從中考證、厘定了古代動物1界16門50綱206目622科1500多種，在此基礎上，編纂了古代動物命名和分類體系、動物形態、動物解剖、動物生殖、動物生態、動物遺傳、動物進化、動物物候、動物地理、動物狩獵與保護、動物為害與防治及古代動物學人物傳記，共完成逾900萬字的編纂任務。

這支年逾古稀的編纂隊伍中大多數人年老體弱，卻憑著一股信念堅持。當年，馮祚建回憶7位先生尚未完成這項任務帶著遺憾和不舍離世，禁不住潸然淚下。

然而，2022年3月20日離世的馮祚建何嘗不是心愿未了？20多年前，由他負責的《中國動物志》獸類部分的其中兩卷至今尚未出版。退休后，已經過了課題申請年齡的馮祚建本不必擔起這項重任，無奈人才凋零，不得不“上”。就在編研過程中，他還因為一次出差突發大面積心梗，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個月才有所好轉。

“這是一個把分類學融進自己血液里的人。”喬格俠坦言，“可老先生終其一生的付出，敵不過傳承的斷檔。”

喬格俠、楊格森等一線科研人員和已經為數不多的老一輩分類學家仍在努力呼吁，給這門擁有深厚傳統且重要的基礎學科一個存在和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