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秦志偉

近期，翟天臨事件仍在發酵，不知“知網”為何物的他不僅牽出國內藝人論文造假的問題，也讓此前涉嫌學術資源壟斷的中國知網（以下簡稱知網）再次陷入爭議。知網，這個中國最大的學術電子資源集成商，因強勢提高服務價格，已多次遭到來自各方尤其是學界的質疑。

鑒于學術數據庫的特殊性，其對權威學術資源的版權壟斷具有一定合理性。事實上，類似的漲價行為及其引發的爭議在國外學術數據運營商身上也時有發生。

然而有學者指出，這種看似合理的“壟斷權”容易被濫用，“當學術數據庫不再把版權保護作為激勵創新的催化劑，而是將其當作攫取高額利潤的手段時，其行為便涉嫌違法了”。

“他們越來越霸道了”

不同于國內期刊出版社，幾大國際出版社因財力雄厚，不僅出版期刊雜志，還運營數據庫。“國內期刊由于出版單位小、散、弱，不僅出版技術相對落后，也缺乏運營數據庫的能力。”中華醫學會雜志社社長姜永茂告訴《中國科學報》。

但出于生存需要，國內期刊也希望借助在線學術入口擴大自身影響力，其通常做法是以低廉的價格將數字出版權轉讓給數據運營商。

“我國學術數據庫運營商扮演著信息中介的角色，提供的增值服務有限。”中科院—馬普學會計算生物研究所生物醫學大數據中心副主任張國慶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

知網也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知網始建于1999年6月，由清華大學和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方股份）共同發起創建，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識服務提供商。

知網母公司同方股份的財報顯示，2018年上半年，知網實現主營業收入5億元，毛利率為58.83%；2017年知網主營業務收入9.7億元，毛利率為61.23%。這樣的增長態勢，與其連年漲價不無關系。

作為一名圖書館員，江蘇某高校的王啟云從2000年開始與數據運營商打交道。多年來，王啟云的突出感受是，“他們（數據運營商）越來越霸道了”。

據了解，知網一般會根據購買單位的并發用戶數（即可同時登錄使用數據庫產品的用戶數量）、所選學科范圍、地域差異、辦學層次、辦學規模等差異而采用不同的營銷策略。

“以我們學校為例，知網每年都主張10%的漲幅，而我們與其的談判工作進展很艱難。”王啟云說。

此外，知網還會不斷“創新產品”。比如從2018年開始，知網推出“學術期刊個刊數值版統發”，據稱是國內傳統出版行業整改內容質量重建的一項嘗試。簡單地說，知網把使用率高的幾百種期刊的數據資源抽取出來另行銷售，以增加利潤。

2016年1月，武漢理工大學因續訂知網服務價格過高而發布了停用知網的通知。據稱，從2010年到2016年的報價漲幅為132.86%，年平均漲幅為18.98%。同年3月，北京大學也發出即將停用知網的通知，原因同樣是漲價過快，價格過高，超出圖書館的預算費用。

但現實是，高校離不開知網。據了解，目前知網已簽下期刊8000余種，獨家和唯一授權期刊2300余種，實現核心期刊獨家占有率高達90%以上。

服務價格頻受質疑

實際上，知網漲價問題由來已久，部分高校不得已或暫停使用或展開“拉鋸戰式”的談判，但最后勝利方似乎永遠是知網。

那么，知網長期占據賣方市場的原因何在？

《中國科學報》嘗試聯系知網，其內部工作人員以“正處在特殊時期”為由婉拒了采訪。據記者了解，知網目前正在針對外界反映的問題進行整改，包括此次翟天臨事件中其論文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查重系統的。

知網成立之初，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便將其“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作為國家標準正式下發執行。這就意味著，各大高校若想讓圖書館論文檢索系統聯網，必須要遵循這一規范。

以清華大學為首的全國各大高校紛紛加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開始成為高校學術論文的“收割機”。知網成立當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還獲得教育部科技進步獎三等獎。

官方的支持仍在繼續。從2011年開始，教育部相繼要求對本科、碩士和博士論文進行檢測，再次加速知網在各大高校的應用。

以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檢測為例，西安交通大學研究生院、北京大學法學院等開始啟用中國知網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它的數據比較全，官方也認它。”王啟云說。

同時，知網又被批準為我國唯一可以正式出版博士學位論文的學術電子期刊。在張國慶看來，正因這種唯一性，讓知網有了漲價的底氣。

復旦大學圖書館原館長葛劍雄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既然有教育部等官方機構的支持，知網就不能完全按照商業化模式操作，應該兼顧公益性。

實際上，知網的定價標準也是學界關注的問題。早在2014年，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發表《十問數據庫商！！！》一文，引起較大反響。其主要關注的問題即在于數據庫的定價依據是什么。張國慶表示，數據庫運營成本應該是可控的，但他也不清楚它們的標準為何不夠透明。

如今，知網的數據來源已經非常清晰。上游是期刊雜志和碩士博士論文，下游是各大高校、科研機構。論文發表者對于這樣的聲明并不陌生，即要求作者默認在投稿的同時將信息網絡傳播權也授權給期刊。但這種聲明在法律上的效力一直存有爭議。

根據知網和高校簽訂的合作協議，論文作者一般只能獲取幾十至幾百元不等的稿費或閱讀卡等價服務。為此，學術圈內曾有“我們不是論文的生產者，而是知網的搬運工”的吐槽。

開放數據是一種可再生能源

在姜永茂看來，學術數據運營商漲價是一個普遍性問題。比如學術出版業巨頭愛思唯爾，憑借《細胞》《柳葉刀》等頂級學術期刊長期占據全球出版社排行榜前列。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晉等人撰文介紹，2000年愛思唯爾進入中國，國內用戶需每年至少訂購其出版的2萬美元紙質學術期刊，再支付約3萬美元才可以使用其旗下的SD數據庫的全部功能。

短短幾年間，300多所辦學層次較高的高校圖書館及部分重要科研機構成為愛思唯爾的用戶，其用戶增速驚人。從2008年開始，愛思唯爾將其SD數據庫的使用價格以大比例漲幅進行提價，部分用戶單位的年均漲幅達到16.7%。

2010年，我國30多家圖書館聯合抵制以愛思唯爾為代表的國外數據庫漲價行為，稱這種行為已嚴重威脅到所有教育科研單位文獻資源的可持續保障。

知網的銷售模式也借鑒了愛思唯爾等大型學術數據庫的做法，“但由于國家法律制度不同，愛思唯爾數據庫的壟斷雖受到國外反壟斷執法機構的關注，但尚未遭受處罰”。

孫晉告訴《中國科學報》，知網對于不同專業影響因子位列前茅的期刊的數字出版權的壟斷屬于合法壟斷，受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保護。他同時指出，知識產權制度設立的初衷是保護和促進創新，一旦有經營者利用其掌握的知識產權而實施不公平高價、搭售或不合理交易，便涉嫌違反我國《反壟斷法》。

孫晉認為，執法機構應該對知網展開調查，以確認其是否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從事經營活動的情況。如果能夠確認其違法，應當對其進行相應處罰。

他同時建議，各行業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期刊可以聯合開源，對外開放其期刊收錄的文章，從而實現學術文獻的“開放獲取”。

作為一種學術信息交流與共享模式，開放獲取消除了付費和使用許可等障礙，有利于全球科技成果的資源共享。“相比其他國家，我國學術論文開放獲取機制起步較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張志剛等人研究認為，在早期的開放獲取平臺建設過程中，往往是由圖書館、高校或出版社進行推動。

人們常說，“數據是新石油”。但它與石油不同的是，開放數據是非排他性的、非競爭性的，因此近年來學界呼吁公開由公共資助的研究數據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2018年，來自法國、英國、荷蘭等11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科研經費資助機構聯合簽署了論文開放獲取計劃。內容為：從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機構及歐洲研究委員會撥款支持的科研項目，都必須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完全開放獲取期刊或出版平臺上。

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說，開放數據更像是一種可再生能源，它可以重復使用而不降低其原始價值，從而創造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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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網市場糾紛案例

中國知網設置“最低充值金額限制”

2018年5月25日，大學生劉某為下載一篇7元的文獻，按要求充值50元，下載完文獻后，劉某要求退還余額，中國知網客服表示退款需要手續費，且退款程序復雜，周期較長，建議劉某繼續使用。后來因問題未解決，劉某將知網訴至法庭。近期，法院根據相關法律判定，中國知網的規定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限制了消費者的權利，是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應認定無效。日前中國知網已對收費方式進行了調整，下載文章可通過短信方式充值，可以選擇0.5元、1元、2元等小金額充值方式。

未經授權將作品放在中國知網平臺

2017年6月，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文著協會）發現，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和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未經授權，通過電子化復制，將9種期刊、雜志上刊載的涉案作品放在中國知網平臺上。隨后，文著協會將其訴至法庭。根據相關法律，法院判定中國知網侵權。

中國知網侵犯學位論文著作權

2008年，78名碩士博士聯合狀告知網數據庫侵犯學位論文著作權；同年，104名碩士博士論文作者以侵犯學位論文著作權為由將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等訴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權，迫使知網刪掉2000余篇沒有取得授權的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