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來自公眾號“財經天下傳媒”，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汪丁丁，原文標題為《北大教授：如果霧霾長期持續，北京這樣的都市將發生什么？》，虎嗅獲授權轉載。

財經天下傳媒按：這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汪丁丁今年1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站在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他“想象”了如果霧霾長期持續下去、北京這樣的都市將會發生的場景，包括人口外遷、中產移民、抗霾技術研發應用、污染企業南遷等等。事實上，不到一年的時間，有些現象已經開始發生。在各地霧霾指數爆表的今天，汪丁丁教授的這篇文章，仍然具有足夠的警醒意義。

正文：

今年冬季北京的霧霾格外嚴重，似乎有一種長期化的趨勢。

關于霧霾，基于國內發表的各種科學研究報告，我整理而得的理解框架是：這是一種典型的非線性現象，可用洛特卡鎖相矩形來表達——例如在二維直角坐標系之內，當各類污染的總量低于某一閾值時，任何一種污染的排放（汽車、麥秸、煤炭、空調、……）都不足以引發持續霧霾，不過，一旦污染總量超過這一閾值，任何一種污染的微弱增加就可引發持續霧霾。然后，出現持續霧霾之后，降低任何一種污染都很難導致霧霾的消失，除非污染總量低于另一閾值——這一閾值通常遠低于上述的那一閾值。

這里的關鍵，請注意上述兩個閾值的差距，可使霧霾再度消失的閾值，很可能對應于工業化之前的社會經濟狀況從而社會幾乎不可能容忍工業污染低于這一閾值——意味著人均收入下降至每年1000美元以下。

當然，還可能有另一種情形，就是全民覺醒，恰如一夜改變交通規則那樣地覺醒（否則就有“三分之一定律”）。覺醒之后的中國人，任何時候開車出行都會感覺羞愧難當（如同裸體在商場里購物），以致更愿意使用公交系統（前提是公交系統確實能減少污染至第二閾值之下）。

事實上，赤裸裸的自私行為，遲早將被更文明的人類視為不可容忍和缺乏教養，以致永遠無法找到同伴——無異于自殺。

現在可以討論我們的主題了：如果霧霾成為長期的，如北京這樣的都市將發生什么？或許我仍可想象經濟學家習慣于想象的某種長期均衡狀態。

首先，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徙，前提是霧霾被醫學確認為肺癌和抑郁癥的長期主因——極不利于兒童健康成長，和心腦系統疾病的短期主因——極不利于中老年人養生。互聯網技術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于人口從密集到疏朗的遷徙過程。

其次，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勢必誘致中高收入群體（以及低收入但年輕的群體）移民海外——這一效應十分類似于持續戰爭誘致的移民潮。誰也無法阻攔，因為在馬斯洛需求層級當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個社會不能滿足這一最低需求，這一社會就不再是適合人類生活的。

與戰爭難民的年齡結構類似，在成本制約下，霧霾難民更多由兒童和年輕人組成，因為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續他們的家族（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關于人口遷徙的各種學說當中，適用于霧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與“移民成本”的聯合作用模型。所謂“pushing”就是被本國的惡劣條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謂“pulling”就是被他國的優厚條件“拉出去”的那些人。如果移民成本足夠高，不難想象，最適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歡本國生活條件并且具有高學歷從而很容易被他國“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這就是所謂“腦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據報道，估計北京地區的霧霾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在700億（每年）的水平。我估計，大源的估計無法考慮如“腦流失”這樣的長期損失。類似地，我們也缺乏數據來預測長期霧霾導致的各類健康損失。

依照我的另一同事宋國青常用的拇指規則，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約是家庭財富。與此類似，我估計，每年700億元的收入損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約5000億元，是長期的損失——中國轉型期社會的折現率很高，未來各年的經濟損失折現到當前時刻，六年之后損失的或可忽略不計。

上述估算仍遠未表現持續霧霾的長期影響，因為這些估算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并未考慮政治的和社會的影響。不論如何，我們姑且承認5000億元是霧霾導致的北京地區的經濟損失。于是我們可以詢問北京的政府，用這樣一筆錢（5000億）可能做哪些事情來降低霧霾？我很悲觀，我不認為這筆錢可使北京的霧霾消失或減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據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北京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70%）來自汽車尾氣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來自燃煤。我們記得2015年9月的藍天，被稱為“閱兵藍”。在一個多月時間里，據報道，京津冀地區完全停產的（或許可疑）企業數目大約5000家。

這些企業養活了多少人口？或許有很多小企業，或許，平均而言，一家企業養活100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萬工人家庭總共有大約250萬人口。不考慮地方政府的財政損失，單純命令這些企業永遠停產，中國社會可能需要完全負擔250萬人口的生活費，假設每年每人4萬元，一共要支付的費用是1000億元。試問，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損失700億元還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億元？其實，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轉移支付每年700億元給這些企業，前提是永久停產。

不過，動態而言，這一方法無效，因為它可能誘致更多的污染企業到北京的政府來“索賠”。更何況，這些完全停產的企業還有“乘數”效應呢。

能否誘致對抗霧霾的新技術？當然可以。問題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西方社會負責研發而中國負責制造。霧霾是中國現象，西方研發部門沒有積極性研發對抗霧霾的新技術。于是，中國必須，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發對抗霧霾的技術。我很懷疑德國研發的過濾霧霾的紗窗，之所以一年多沒有進入市場，是否合用？

根據一份報告，各種口罩的抗霧霾實驗，其中3M專業口罩（帶氣閥的）大約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說，目前室外污染指數500，帶著這種口罩可使進入鼻腔的空氣的污染指數降低至大約50，仍然不健康，但湊合活著吧。

我的觀察，絕大多數開車的中國人，更愿意繼續開車，同時在車內安置一臺或更多空氣凈化器（幾百元的那種）可降低污染指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車外戴口罩。所以，最終的受害者仍是他們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習慣更喜歡戶外活動）。

最后，我意識到霧霾在北京地區似乎有一種類似“收益遞增”的趨勢：嚴重霧霾導致更嚴重的霧霾。這就意味著開篇所述的第一閾值在持續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區永遠籠罩于霧霾之中。這當然是一種可能的均衡，或許是最可能出現的長期均衡。

那時，根據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見度不過五米，晝夜燈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氣筒（至少在新技術出現之前）成為與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設備。由于終年不見陽光，“霧霾抑郁癥”成為北京地區最常見且最高發的心理障礙。

因此北京地區工作人群的必要勞保條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時間在外地度假，每年這樣的假期可能長達半年。繼續想象：由于“腦流失”，北京地區將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產業。第一流的教師和學校將最早遷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張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車，將從市內大巴改為跨市包機。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京津冀一體化，借助于政治強勢，將大部分污染企業南遷。這也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生存困難的北方人不斷侵擾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亞洲大陸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馬拉雅山）。污染的南遷，很可能是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