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高等教育最近面對三大問題，第一是如何更廣泛全面地促進教育公平，第二是如何普遍提升教育質量，第三是回應“錢學森之問”——如何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

　　今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更多地關注了前兩個問題，比如俞敏洪先生再次提出全國統一高考試題的老方案以解決異地高考問題，雖然他也許知道歷史上這樣的高考難以回答本省自己判卷打分的難題（傾向于給高分）、難以回答不同省市高考分數線不統一的難題、難以回答地方財政經費的權屬問題。他還提出了北京大學是否是“北京人的大學”這樣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討論名校生源名額在各省市分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在范疇上大致都屬于教育公平問題。由于北京大學作為“名校”其本質上是教育質量高的大學，因而后一問題與教育質量有關。

　　試想，如果大陸有四五十所高校教育質量與北大、清華比肩，各省大致都有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后一問題自然不會那么吸引眼球。我們知道，香港居民對北京大學的名額分配并不特別關心。由此可見，公平問題與質量問題實際相連，我們目前討論的教育公平已經不是能否上大學的公平，而是高質量教育的公平問題。

　　觀察高等教育質量需要參照系，最近恰好有兩個很好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看看大陸高等教育的質量。

　　2012年5~6月間，英國的高等教育評估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第四次推出了亞洲大學排行榜。上榜大陸高校大部分是教育部和工信部直屬高校，其中北京大學超過了東京大學排名亞洲第6，清華大學排名亞洲第15，復旦大學第19，相比過往，這是很好的成績了。

　　在以上部屬高校之外，讓我們看看地方高校的成績。我們選擇三個有些相似的國際化大型城市香港、上海和北京作個簡單比較。

　　在QS亞洲大學排行榜100強中香港大學有6所進入，分別是香港科技大學排名第1，香港大學第3，香港中文大學第5，香港城市大學第12，香港理工大學第26，浸會大學第48。香港入圍的6所高校實際都在亞洲前50名，作為一個城市，香港各大學的教育質量確實非常耀眼，部屬高校相比也遜色很多。

　　在QS亞洲大學排行榜100強中，上海市屬大學有1所進入，那就是位列亞洲大學第95的上海大學，這是一所上海地方管理的“211工程”類型高校。在上海大學之后，分別是以下幾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第96，中國人民大學第97，華中科技大學第98，再往下探頭看看是排名101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這四所大學都是部屬“985工程”高校。由于襯托上海大學的四片葉子是如此奪目，上海大學這朵鮮花才顯得別樣的紅。

　　在QS亞洲大學排行榜100強中，北京市屬高校未見蹤影，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最近數年，由于高科技、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齊頭并進，北京市財政狀況非常好，市政府也給予了高校很大的財政支持。如果將專項經費平攤到生均，北京市屬高校的生均撥款額在地方高校中很可能在大陸最高。由稅收得來的財政經費似乎沒有產生應有效益。

　　作為一所地方高校，上海大學為何如此優秀呢？為何能超過這么多“985工程”高校？是QS排錯了嗎？這是許多人心中的疑問。

　　QS排行關注大學教學和科研質量兩個因素，這時我們需要看看第二個參照系。2013年1月，教育部公布了2012中國高校學科評估結果，這個評估在業內得到了大范圍認可，可以用來判斷學科建設和科研質量。在這個排行榜中，上海大學“戲劇與影視學科”排名全國第3，新聞傳播學排名全國第5，其余學科都在5名之后。與上海大學形成反差，QS排行榜中中國人民大學有9個學科位列全國第1。比較兩個排行榜我們看出，上海大學在QS排行榜中領先不是因為其科研和學科，主要由于其教學質量大幅領先。

　　1994年原上海大學、上海工業大學等四校合并為新上海大學后，錢偉長先生出任校長，一直任職到2010年。錢偉長先生先后在多倫多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和清華大學學習和工作，長期學習和探索使其掌握了教育規律，因而在長期擔任上海大學校長期間，他能將這些規律慢慢轉化為教育質量。上海大學在教育改革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很早就實行了學分制，改革了學期制度。2011年該校按人文社科、經濟管理和理工三大類進行招生，讓學生任意選擇專業，給予學生極大學習自由，其自由度在大陸高校中最高。而這些僅僅是其教學改革的一部分。

　　在提高教育質量層面上，北京應該向上海學習，上海和北京應該向香港學習。比如，教育部在2013年工作要點中提出，要“擴大公開選拔大學校長試點，完善高校黨委書記、校長的選拔任用機制”，這無疑是香港高等教育質量提高的關鍵經驗。北京和上海能否在教育部之后，也探索公開選拔大學校長，把錢偉長一般的教育家請到市屬高校呢？比如，能否學習香港大學的撥款制度，建立更加透明和有預期的生均撥款公式、減少甚至停止項目撥款，給予高校更大的財政自主權，使高校能在世界范圍競爭最好的教師呢？能否學習香港內部的管理制度，給予校長直接招聘院長的權力，并不斷檢查和督促院長的工作及其學科建設成果呢？

　　學習是大學和大學管理者的自覺行為，不自覺怎么辦？由于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于地方財政，因此需要問責：大學是否用好了來自地方人民的稅收？是否可以更好地提高教育質量？為何北京落后于上海和香港？是否有問責？該如何問責？誰來問責？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問題，是能否普遍提高我國中間一大部分地方高校教育質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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