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朝暉
熊丙奇
■本報記者 韓天琪
隨著“雙一流”大幕開啟，“人才”成為評價各高校和學科的重要標準之一。為了在評選中占據(jù)有利位置，各高校紛紛進入“挖人大戰(zhàn)”當中。例如，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給引進的首席科學家提供3000萬元科研啟動經(jīng)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給院士500萬元年薪，天津工業(yè)大學給院士500萬元住房補貼，而華東政法大學在2017年高層次人才招聘公告中給學科領軍人才開出“800萬元房補，100萬元年薪”的該校“史上最高”待遇。
而這其中，中西部和東北地區(qū)高校成為人才被挖的“重災區(qū)”。東部高校資金充裕，挖走人才，在各類評選中占優(yōu)，獲得更多資助；而中西部和東北高校資金不足，留不住人才，在評選中落后，資助漸少。這樣的循環(huán)，逐漸演變成學術領域的馬太效應，對我國各地區(qū)高校間的平衡發(fā)展帶來了負面影響。
“挖人才”異化為“挖頭銜”
“現(xiàn)在很多高校為了在‘雙一流’的競爭中獲取優(yōu)勢，紛紛制訂人才引進計劃重金‘挖人才’，而且以引進院士、長江學者、人才學者‘頭銜’為主要目標。”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這是政府部門的導向導致的。
熊丙奇認為，首先，我們在評價各高校和學科時，已經(jīng)異化為評價高校和學科有多少院士、長江學者、人才學者，等等。“我們本身的人才評價體系有問題。如果不把頭銜作為評價人才的標準，學校就不會、至少沒有很強的沖動去搶和挖這些人才。”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才的頭銜化、頭銜的利益化，而背后則是人才評價和評審的行政化。
比如，評選長江學者的目的是給學者一定的資助，讓他安安心心做學問，沒想到它變成了一種學術頭銜和學術身份；院士應當是一種學術榮譽，沒有任何利益，但在我國，當選的院士擁有某種學術特權，享受最高的學術權力，有很多的相關待遇。
其次，高校花重金挖人才，而不是對本校的現(xiàn)有人才加以培養(yǎng)，因為學校認為挖人才的方式是一種最快的獲得學科發(fā)展的方式，是一種“速成法”。“這是完全忽視人才本身成長規(guī)律的。政府制定了什么樣的指標來評價學校，學校就會以怎樣的措施來迎合政府。”熊丙奇補充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原來各高校在申請“985”“211”時已經(jīng)有過一輪“人才東南飛”的潮流，引起了人才建設的一些問題。“當時很多高校在搞學科合并、大挖人才。所謂的人才引進變成了領導的政績工程。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問題的實質與當時是相似的。”
破解中西部高校人才困局
“為什么東部學校有錢？除了學校本身的區(qū)位優(yōu)勢和它自己辦學引入的良性機制之外，政府撥款本身也有問題。”熊丙奇認為，對于中西部高校來說，突出重圍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改變評價體系，讓東部高校不去挖人才；二是加大對中西部高校的投入，讓它們也有能力進行人才競爭。
“對于中西部高校，應當加大基礎性撥款，減少項目性撥款。通過基礎性撥款，讓學校的整體辦學能力提高。”熊丙奇分析稱，有很多學術頭銜人才的高校更有可能獲得項目性撥款，這就導致了東部高校越來越富、人才越來越多，而中西部高校越來越窮、人才越來越少，馬太效應凸顯。
兩位專家一致認為，人才流動本身是正常的，但是人才的惡性競爭就不正常。
“政府應當在撥款方面建立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執(zhí)行政府撥款預算，監(jiān)督政府部門撥款。該委員會應當根據(jù)高等教育發(fā)展的要求來進行撥款，這個過程中要增加基礎性撥款，而減少項目性撥款。”熊丙奇建議，“我們現(xiàn)在的項目性撥款太多，結果導致了‘跑部錢進’。在國家層面，中西部高校獲得的基礎性撥款應與東部高校一致，這就解決了之前基礎性撥款少，而項目性撥款多且傾向于東部高校的問題。”
去除行政化，讓評價回歸學術
歷史上真正的一流大學都不是通過簡單粗暴的方式一天建成的。要解決人才領域的惡性競爭還是應當走去除行政化的道路。
“首先要關注的是去人才頭銜化、去院士利益化，讓學術人才的評價回歸其本身。這是釜底抽薪之策。”熊丙奇多年來呼吁政府應當退出學術評價，讓有關學術的各種評價機制回歸學術本身。
在熊丙奇看來，政府部門可以出臺計劃，但是要避免由政府來進行各種各樣的人才評審和學校評審。“這是改變目前的學術‘頭銜化’和‘身份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前政府部門在其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導致現(xiàn)在的學術評價都異化為學術利益。因此，政府部門必須退出。”
其次，在評價一所高校時不應以有多少學術頭銜為標準，而是看其學術研究水平。“這就不會導致高校間對于學術頭銜人才的爭奪，而是關注人本身做出的實實在在的研究，哪怕是年輕教授做出了好的研究，也應當給予認可。建立起以學術和教育為本位的評價體系，而不是基于頭銜的評價。”熊丙奇補充道。
儲朝暉呼吁，解決此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減少行政干預。“制定重金挖人才政策的肯定是行政人員，而不是專業(yè)人員。這種思維就是用行政思維解決問題。從小范圍來看可能提高了學科建設的水平，但從大范圍來看破壞了學術生態(tài)。”
“如果高校在辦學過程中采取‘簡單交易’的方式來發(fā)展，評價標準就不應當向其傾斜。”儲朝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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