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524名中國學者剛剛創下的 “新紀錄”恐怕并不光彩。

4月20日，著名學術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團（以下簡稱“施普林格”）宣布撤銷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的107篇中國腫瘤生物學領域的論文，涉及來自中國的524名醫生及醫學生。這些文章發表于2012年至2016年，涉嫌同行評議造假。

在作為撤稿第一單位的77家單位中，不乏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交通大學醫學院、復旦大學及其附屬醫院等知名機構。

有學者認為，此次論文撤稿在中國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隨之而來的是更深層次的討論：臨床一線的醫生是否應該撰寫論文？在SCI（全稱為《科學引文索引》）導向的當下，醫學工作者的評價標準應如何制定？

被SCI綁架的醫生

因“同行評價涉嫌造假”被國際期刊撤稿，已不是第一次發生。

2015年，愛思唯爾、英國BMC出版社及施普林格均從旗下期刊撤銷中國作者的稿件9～64篇不等。而此次撤稿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續。

據中國科協官網報道，施普林格大中華區總裁安諾杰在4月18日與中國科協方面會談時表示，《腫瘤生物學》雜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虛假同行評審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發表的所有論文，從而發現這批被撤論文。

所謂“虛假同行評審信息”，是指論文作者提交的同行評審意見是以真實的研究者的名義，通過虛假的郵箱提交的信息。

不同的是，本次撤稿所涉論文作者均來自于醫院或高校醫學院及相關實驗室。

在524名醫生中，有一部分醫生只是論文的“掛名作者”。一名被撤稿的三甲醫院腫瘤科主任醫師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自己并非涉事論文的第一作者，目前也在了解和調查該論文的情況。據媒體調查，也有醫生表示對第三方中介機構的所作所為并不了解。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銳曾調研過醫院人才評價體系。他認為，學風浮躁的現象與單一的人才評價體系有關。

在此前針對類似撤稿事件的調查中，“第三方”并不是僅僅偽造了同行評審信息。2015年，中國科協曾對被英國BMC出版社撤稿的31篇論文發起調查。據《光明日報》報道，其中29篇論文作者則承認委托“第三方”代為投稿，這其中23篇文章是由“第三方”從投稿、修改論文到發表完全包辦。

浙江省人民醫院小兒內科副主任醫師朱海嶠覺得，“這說明學術造假目前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已經滋生了一條造假的產業鏈”。他經常接到各種論文代寫機構的電話、私信，多時甚至一天五六個電話打來。

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郁琦曾在微博上描述：“現在很多醫院成立了論文工廠，以流水線的方式組裝SCI文章，這樣的結果當然夸耀資本有了，晉升有了，評比時也可以‘臨床不夠SCI湊’，對于醫學事業的貢獻不能說沒有，但都發在國外雜志，國內同行基本不知道，其成果也都讓外國人享用。”

單一的人才評價體系

撤稿事件一出，一些人就此質疑醫生的道德和醫術水平。

作為一家三甲醫院的副主任醫師，李維有點為自己的同行感到委屈：“醫生會不會寫論文與臨床醫術的關系不大。”在李維看來，體制弊端不是學術不端的借口，但是學術不端行為與現行的職稱評審制度和“唯SCI論”也有密切關系。

年近40歲的李維已晉升到副高級職稱，由于她所在的醫院是省屬醫院，她需要發表3篇論文。“具體的標準不同醫院是不一樣的，但是追求論文的數量和級別是共同的。”

雖然很多醫院不要求一定要發國外期刊，但是醫生還是希望能在國外期刊發表文章。一名醫生告訴記者，他所在醫院會根據醫生所發文章的影響因子高低給予數千元至上萬元不等的額外獎勵。

“國內期刊的影響因子低，發國外期刊不僅‘高大上’，而且對申請課題和科技進步獎有幫助。”李維說。

創立醫生集團的張強觀察到，臨床能力不太強的醫生反而比臨床能力強的醫生更容易成為“名醫”——追逐SCI論文，自然成了許多醫生的目標。

只是，每天工作8～10小時，每周有一兩個24小時值班是像李維這樣的臨床一線醫生的工作常態。行業內的多數醫生都承認，能同時在臨床工作和科研上都取得成績并不容易，而科研對臨床的促進作用太過“隱蔽”。

在孫銳看來，目前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實際工作相脫節，不能反映工作需求。張強認為，針對醫生的最好評價體系，是用技術和服務質量獲得口碑和收入。

目前的現實是，從住院醫師到主任醫師，需要時間和接診量的累積。在此期間，論文成了一些醫生晉升的“攔路虎”。當他們無法兼顧科研和臨床時，有人選擇只作臨床，“不升就不升”。也有人選擇造假，交上“買路錢”，成功晉級，卻為自己埋下了學術不端的禍根。

對學術不端行為懲罰不夠嚴厲

2016年7月，人社部發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加強基層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未來基層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評職稱對論文、科研等不作硬性要求。

孫銳說：“在美國，臨床醫生不需要寫論文，只需要有執照，也沒有復雜的職稱體系。只有大學教授和一些大型的學術教學中心要承擔科研任務。”

這幅圖景已在張強創立的醫生集團中得以實踐。張強在內部取消職稱評價體系，對醫生采用國際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主治醫師負責制），鼓勵醫生與科學家團隊合作進行臨床科研。

張強認為：“讓醫生回歸臨床，這是中國特別需要做的，畢竟我們的醫療資源比其他國家更缺乏。”

在公立醫院就職的朱海嶠也認同這樣的制度。他希望管理者能從機制上把從事臨床的醫生和研究者分離開來，讓醫生職稱晉升與論文脫鉤。

不過，在孫銳看來，防止大規模撤稿事件發生還需要加強對專業人士“專業道德”的教育，建設信用體系，設置“懲罰機制”。

在2015年的撤稿風波之后，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韓啟德在中國科協內部反復重申我國科技工作者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五不”行為守則，其中一條就包括不提供虛假同行審稿人的信息。韓啟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發生類似問題，所在單位都要堅決處理，發現一起，查辦一起，對學術不端行為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應。

目前來看，國內的懲罰措施顯得不夠嚴厲。收回研究經費，未來5年不得再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被通報批評和書面警告，是目前主要的懲罰措施。

朱海嶠希望能把精力集中在提高醫療技術水平上，而這需要對醫生的評價機制作出調整。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維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