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楊衛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曾處理過一起緊急撤稿事件。當時，該校某附屬醫院一組醫療人員向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一家期刊投遞的論文被發現存在數據剽竊。該刊主編建議采取“極端措施”：該集團旗下所有期刊禁止發表浙江大學所有投稿。

危急關頭，楊衛隨即聯系該刊主編并承諾會嚴肅處理所有涉案人員，該校才未被“極端措施”波及。最終，涉事論文第一作者被解聘，通訊作者也被停招博士生兩年。

“不要在學術上游戲人生。”楊衛在近日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和愛思唯爾共同舉辦的科研誠信研討會上以實例警示科研工作者。

此次會議上，來自國內外的科研工作者和頂刊編輯就構建“天網”防止科研不端建言獻策，并建議全球范圍內的科研機構和實驗室采取措施營造更健康的科研生態環境。

勿讓“劣幣驅逐良幣”

近年來，指向中國作者的多起大規模學術不端事件受到關注，引發了一些學者對科研公信力的擔憂。

例如，最近《微處理器和微系統》期刊400多篇論文因涉嫌偽造廣受關注，問題包括用同義詞躲查重、引用虛假文獻、重復他人圖片等。涉事論文大部分來自中國作者。該刊出版商愛思唯爾對相關涉事論文表達關切，并著手進行相關調查。

8月初，《撤稿觀察》網站報道稱，有多達576篇中國學者發表的文章涉嫌論文買賣等學術不端行為。這些論文涉及55個雜志，目前眾多文章已被撤稿。

學術不端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一朝暴露，涉事者往往會名譽盡毀，其身邊的人和所在機構也被波及。

在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和一些期刊的編輯期間，楊衛曾處理過研究者買賣項目申請書；審稿人“監守自盜”，轉投原作者被拒稿件后被揭發等情況。涉事人一朝投機取巧，觸犯行業規范，最終玩火自焚，名譽盡毀。

“學術不端行為不只會影響個人的職業生涯，沒有科研誠信，學術界就會完全失去公眾的信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說，學術不端可能誤導后續的相關研究，導致科學研究走上沒有必要的彎路。

更糟糕的情況是，有專家指出，一些人拿著“好看”的結果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讓遵守科研誠信的學者變得式微。

多網齊下 圍堵不端

在全球范圍內，針對各類造假現象，學術界也在通過各種方式鑒別學術不端行為，捍衛科學的尊嚴。

以圖像造假為例，愛思唯爾旗下全科學開放獲取期刊Heliyon（生命科學、物理學、社會科學與醫學）主編Christian Schulz指出，由于數字工具的廣泛使用，近年來圖片處理不端方面的行為日益增多，約有10%的發表論文中存在可疑的數據，其中約有1%為故意造假。

“以此計算，過去十年中約有3000萬篇論文發表，也就是說相當于300萬篇論文數據是可疑的（數量相當于印度同期發表論文數量），故意造假達到了30萬篇左右（相當于馬來西亞同期論文產出）。”他說。

Schulz表示，通過建立大型數據庫，人工智能已能在很大程度上通過相似度多少，辨別出一篇論文是否存在抄襲、剽竊。現在，針對圖片造假，Pubpeer平臺匿名舉報、一些專業人員的仔細篩查，讓一些相關科研不端操作不斷曝光。

同時，針對圖片造假的智能化“打假工具”也在不斷演進。例如，哈佛醫學院、維也納大學正在開發圖像識別軟件幫助研究者更好地找到論文當中一些重復的圖像。一些私營公司，如以色列的Propfig公司、日本的LPIXEL公司也在加入這一陣營。Schulz表示，科學期刊出版界也建立了生命科學出版機構研究組，以期開發更多的工具，捍衛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在我國，楊衛表示，21世紀以來開展了整肅學術誠信的“六大戰役”。從設立學術不端舉報機制、不再允許多種語言一稿多發，到進行相似度核查、開展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科研誠信教育培訓，再到對大規模撤稿的調查、對研究可重復性與學術規范性調查，我國撤稿率逐年降低。

“隨著學術不端‘零容忍行動’的展開，2010年成為我國撤稿率發生變化的轉折年。”楊衛表示，在此之前，我國出版物撤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之多。目前，我國的撤稿率和世界平均相比仍然偏高，需進一步強化科研誠信體系建設。

“科學研究需要客觀、誠實、嚴謹、透徹，從研究設計到數據處理，直至得到最終結果，都是如此。”付巧妹說。

同時，她認為，科研誠信不止于誠實，還有一些更加復雜的問題，如針對數據、樣本或研究方法以及數據解讀等過程中的一些偏見問題。這些要求研究人員要對自己的研究持否定否定再否定的態度，充分仔細檢視研究是否存在問題，從源頭避免出現可能存在的錯誤。

堵不如疏

遏制學術不端，堵不如疏。此次會議上，專家學者建議改善目前的科研大環境，營造健康的科研生態環境，消滅學術不端滋生的溫床。

“有很多壓力促使科研人員發表論文，比如獲得終生教職、獲得資金。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有些研究者可能會做一些令他們后悔的事情，這確實造成了不好的生態。”《細胞》主編John Pham說。

《柳葉刀》高級執行主編和期刊學術倫理工作負責人Sabine Kleinert也認為，目前的科研文化亟需改變。“大家想發表科研成果時，考慮的問題可能是它能不能給我的簡歷上添上一筆，對我的職業生涯有沒有幫助。學術機構也會考慮到論文的影響力和影響因子能否讓它們獲得更多項目資金。大學的排名也會以此為參考。”她表示，做科研發論文的作用由此被異化。

她表示，理想的狀態是，有良好的科研環境，最高標準的科研誠信，透明地發表有科學價值的原創成果。“這才是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Kleinert說。

人并非完美，科學研究亦是如此。付巧妹認為，在對學術不端零容忍的同時，也應容許科學家“犯錯”。

例如，上世紀80年代，科學家從埃及木乃伊獲得的DNA樣本被認為是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領域。20年后，同一作者才發現其結果是由當時的DNA樣本污染得出的。“對這類因條件限制，而非故意為之的錯誤，需要思考是否應給予一定的容錯空間。”她說。

付巧妹表示，新的知識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完善，最后形成成熟的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對于一些早期提出的有爭議或者不準確的內容，與其直接全盤否定，不如給予更多的討論和進步的空間，營造更健康向上的科研環境。

會上，有專家認為，在某些領域公開一些研究錯誤有時非常重要，但現實中大環境有時并不是很友好，錯誤可能會被無限放大。特別是一些年輕科學家可能會害怕如果犯錯將面臨嚴重后果，甚至一些小的錯誤也被人攻擊，因而不敢離開舒適圈。這可能會讓一個領域失去很多重要的發展機會，為此健康的科研環境也應完善容錯機制。

與此同時，Pham認為，避免學術不端，實驗室的“小環境”，特別是文化氛圍也很重要。“好的實驗室文化是，研究中能夠堅守規范，讓實驗室能產生自信的結果；當實驗失敗時，可以有建設性地提出意見；發生錯誤時，能夠鼓勵誠實地應對。”他說。

在楊衛看來，當前全球實現健康的科研生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他堅信，在科研誠信建設中，科學家是可以自我糾正、自我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