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柏春

中國科學技術史系列叢書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舊址
 

2016年底，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科技史家的使命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以紀念建所60周年。來自兩岸三地4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博界等單位的200余位專家學者齊集一堂，共同暢敘科技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歷程，探討中國科技史學家的歷史使命，并傳達出對學科發展的強烈夙愿。

30多年來，隨著我國科技史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國際化，中國科技史學家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還面臨哪些問題，應肩負起哪些學術責任與使命？如何回答這類問題，可能是見仁見智。為此，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張柏春圍繞中國古代科技史、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三個方向，向記者表述了他對我國科技史學家學術使命的看法。

探究傳統 推陳出新

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概括了歷史學家的崇高使命。在過去的60年里，我國第一和第二代科技史學家用自己的一份執著和熱忱，踐行著為中國科技史學科“開辟草萊”的歷史責任。

針對我國科技史界開展最早和取得成果最豐厚的中國古代科技史領域，張柏春表示，未來學界有責任將文獻、考古資料、田野調查、實驗研究和數據分析等結合起來，追蹤古代知識體系的邏輯結構，深化科學或技術的知識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從而提出更多新穎的學術問題和見解。

科技史學家的責任毋庸置疑包括認知我們的文化傳統，多年的經驗使張柏春意識到，借助新方法和新技術手段開展研究是鞏固古代科技史研究優勢地位的重要出路。

“如今，古代科技史研究應該借助數字化技術和大數據方法。”張柏春認為，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可與李約瑟工作媲美的、由自然科學史所牽頭編著的26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但盡管如此，目前學界已知的東西還遠少于未知。他強調中國古代科技史在今天需要以文獻研究和考古資料研究為基礎，并且借助現代化的科技手段，解決一些重要學術問題。

此外，目前學界還只局限在對很少一部分科技典籍進行深度校訂、注釋和研究上。如果想有組織地擴展和深化科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張柏春毫不諱言地說，學界還亟需引入那些面向高水平學術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更加注重對知識內涵及其語境的深入解讀。

張柏春期盼著未來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科技界能夠開展廣泛的合作。“其實，科技史學家能夠充分利用的考古資料，只是我國考古和文博部門所藏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他指出，在考古資料方面，隨著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進展，與科技相關的或有待做科技認知的文物越來越多。《算數書》和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提花機模型等諸多考古發現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史料，使有關專題的研究得以取得重要突破。

“民間的傳統技藝和科學知識是存活到當代的文化遺產，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鮮活的資料，彌補了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的缺憾。”張柏春表示，未來學界應從科技史和人類學等角度繼續調查、辨析傳統的技藝和知識，這將有助于全面認識我們的科學技術傳統，同時為合理選擇和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提供學術依據。

夯實基礎 深化補白

“對于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不僅要求我們的學者掌握科技知識和多種語言，更需要進行國際合作，以解決跨文化且涉及多種語言的難題。”迄今，中外科技史學家對明末到晚清的西學東漸做了持續的研究，在天文學、數學、力學、化學、地理學、科學儀器、火器、造船、冶金、機械等學科門類的發展史方面做了系列的專題研究。

中國科技史學家也對民國科技史做了一些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包括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造船、航空、機械、兵器、紡織等學科門類的歷史研究，還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國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師學會等機構和社團史研究，以及工程教育史和科技政策史等研究，可謂取得了不少進展。不過，張柏春表示，迄今學界在中國近代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基礎仍然薄弱，學術空白較多。

中國科學技術在20世紀后半葉有了長足的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角色愈加凸顯。據介紹，雖然部分學者做了新中國的物理學史、數學史、地學史、技術史及中國科學院歷史等專題研究，但是，基本史料的發掘和整理以及學科史、社會史和綜合史的專題研究還過少而且分散，存在很多盲區。張柏春肯定地表示，“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科技史學界不具備撰寫翔實的中國現當代科技史的條件，工作重心應著重放在史料發掘和整理以及大量的專題研究上，還可做相關的工業遺產調查研究。”

未來的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張柏春期待，可以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等工作的基礎上，做學科史、社會史、文化史和綜合史等方面的深化或補白，其中包括殖民地科技史研究。

他者眼光 認識世界

世界科技史是我國科技史學科最薄弱的研究領域，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是最大的。“盡管存在語言和史料等方面的困難，但我們可以以他者的眼光看國外科技發展，提出自己的學術問題和見解。蘇聯學者赫森曾開創關于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外史研究，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對于世界科技史，張柏春充滿著期待。

在他看來，面向未來，我國年輕科技史學者應當超越前輩，樹立再上一個臺階的信心。

“青年學者應該學幾種外語，多閱讀外文原始文獻，做世界科技史的前沿研究，用外文發表論著，為國際學界貢獻新知識，并從國際同行那里得到反饋。”張柏春直言。

迄今，對于世界科技史而言，科技史和科學哲學等領域的學者們將一些經典科技史論著與經典科技文獻翻譯成了中文，也編寫了《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等論著，為傳播知識和學科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實際上，將中國科技看做世界文明的一個部分，并以此為基礎，研究中外知識傳播史和比較史，這便于發揮我們熟悉中國科技史的優勢，為研究世界科技史找到一個過渡路徑，也擴大認知中國科技傳統的國際視野。”在張柏春看來，借助國際合作和日益開放原始文獻的環境，我們的學者可以更好地克服語言障礙，從而利用好外文史料，凝練學術問題，研究世界科技發展歷程。

我國學者有責任將科技史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讓國際同行更加了解中國的學術成果，并且通過國際合作解決跨學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復雜學術問題。

張柏春心中的科技史研究，需要有扎實的史料和專題研究基礎。我國科技史學家應該積極改進研究范式和方法，或者說提出新的解釋模式，既有史實的小心求證，又有史詩般的宏觀敘事。“待到將來，我國科技史學家就可以重構中國科技史，并勾畫世界科技發展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