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不久前，一則關于“清華一年博士畢業生數量相當于美國10所頂尖高校的總和”的信息引發公眾熱議。近兩年來，“街道辦博士”“輔導員博士”等有關博士生就業多元化的報道也時有耳聞。

面對日益“膨脹”的博士生群體，博士生培養的數量與質量之間應該怎樣協調？在博士就業多元化的趨勢下，博士生培養體系如何適應社會變化？圍繞這些問題，我們邀請高等教育專家、資深博導一起探討，同時也傾聽博士生本人的感受。

受訪專家

陳洪捷   北京大學中國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周光禮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劉振天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

包水梅   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李東風   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趙慶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問題一

自1981年教育部下達《關于做好1981年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開始招收博士生”以來，我國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增長，已從1981年的900人增加到了2020年的10萬人。在您看來，相比我國高等教育的總體結構和社會經濟水平，這一發展速度是否合理？

陳洪捷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我國培養的博士數量還遠遠不夠。譬如，高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依然有限，前些年為百分之二三十，近年來雖有所提高，但總體而言仍比例偏低，僅僅補上教師學歷這塊短板就需要培養大量的博士。

周光禮

10年前，高教界就曾有說法稱，我國博士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事實上，當時超過美國的是我國的學術型博士。2011年，美國修改了博士生統計口徑，將第一級專業學位（如法學博士）計算進來，我國突然發現，美國一夜之間年均博士生招生量增加了9萬多。于是有專家反復呼吁，中國每年博士生招生量僅為美國的50%，應大力發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受其鼓勵，教育部決定大力發展博士生教育。

在西方高校，學術型博士的培養目標是為其他名校培養教授。如果從這一傳統教育目標看，我國的學術型博士數量已經夠用，沒有那么多學術職位提供給學術型博士。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社會職業的知識含量提高，一些傳統職業逐步高端化，逐步需要接受過博士教育的人來承擔，因此我國專業博士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李東風

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增加了100多倍，的確有些膨脹。但問題不在于數量，而是質量。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博士生導師與現在的博導有很大不同——當時的博導大多是解放初國家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或歸國人才，他們的經歷、報國之志乃至于學術底蘊與現在的博導完全不一樣。加之當時招生數量少，研究生質量還是有保證的。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大學擴招，學位點大幅增加，博士生招生人數也激增。但與此同時，導師隊伍在不同學校的差距也顯現出來，博士生質量難免有所滑坡。在我看來，招生規模必須嚴控，質量必須重視。

趙慶年

從社會發展視角來看，社會成員受教育年限越長，其文明程度越高，社會發展進步越快。因此，就社會發展視角而言，不存在過度教育問題，也就不存在博士研究生教育規模過大問題。

從經濟發展視角來看，雖然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國家經濟發展質量并不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提升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需要大量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經濟發展質量越高，對高素質創新型人才需求越大。

從高等教育與經濟關系視角來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具有滯后性，即高等教育培養人才需要周期，人才就業后真正發揮作用也需要一定時間。因此，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給與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不可能完全做到同頻共振，往往需要高等教育提前儲備一定量的人才。

我國無論是經濟規模還是經濟質量，在未來幾十年內一定會不斷向前發展。這就意味著，今后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即便是今天在博士生培養上存在一定的結構性過剩，我們也不應該降低博士生招生規模，而是要在強化質量的前提下，適度發展規模，并通過發展規模促進結構優化。另一方面，通過適度擴大規模，也可以迫使一些博士畢業生降低就業重心，到中小型企業和一般地方高校就業，到相對偏遠、落后的城鎮甚至農村去創業。

問題二

博士生培養質量反映著一所大學的人才培養高度和學術創新水平。“為何中國盛產博士卻多年都產生不了一位大師？”這是公眾對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的一種質疑。您認為這種質疑是否合理？在您看來，當下博士生培養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陳洪捷

我國的博士生教育雖然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畢竟才有40年的歷史。在過去的40年中，我們重點關注規模問題和制度建設，包括博士生的培養制度和資助體系等的建設。近年來，政府一再強調博士生的培養質量，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制度建設階段基本完成，從現在開始需要在質量上下更大功夫，力爭培養出更高水平學術人才。

劉振天

對于所謂“培養大師”的問題，我認為不宜急功近利。這一問題既有教育體制機制的原因，又有基礎和技術條件的原因。實事求是地看，我國的高等教育一直在進步，但我國整體生產力水平、產業技術水平還較低，對高水平知識和高科技的需要較少，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平臺支撐。只有產業技術提高了，大學的知識生產才能真正提高，否則即如空中架樓，沒有基礎。總之，不能忽視和脫離現實產業技術需要這一根本條件約束。教育與技術相互促進，不宜空談創新及創新人才培養。

至于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以往是培養某專業領域的學者、大學師資或政府企事業專業管理人員，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培養目標范圍在擴大，就業去向也日趨多元化。博士生去基層政府部門或中小學都非常正常，這也說明了其他領域對專業技術及人才的需要，有助于提高不同專業和社會領域的水平與質量。發達國家博士生畢業后，如果就業不很順利，學生可能重新修習職業技術性課程，取得工程師或技師證后再就業，這沒有什么稀奇的。我國正走在讓博士生個人選擇愈加寬松的道路上，這是進步的表現。

李東風

博士數量多與大師多并不一定是因果關系。大師的出現與個人才智及學校、社會氛圍有關。能否有創新性人才是孕育大師的一個條件。當前，我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體系仍存在很多問題。如何讓博士具有創新能力是個大問題。以論文為導向、跟風式研究與關注科學問題和應用問題的需要背道而馳。

從博士生角度看，打好理論基礎比掌握技術更重要，學生既要選準科學問題，站在科學前沿，還要有家國情懷。從高校發展來看，博士生培養方案應有國家標準。就專業發展而言，要有長期規劃，根據國家發展需要，分別設定好基礎和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

趙慶年

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的確存在整體水平不高的問題，難以適應經濟、科技與教育發展的需要。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國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時間本來就短，總體而言仍處于探索階段，在人才培養理念、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仍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培養體系。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博士研究生教育規模在“先將規模弄上去，然后再提升質量”的發展理念下得到快速發展。正是這一急功近利的行為，導致博士研究生培養所需要的資源投入沒有與規模同步增長。

再次，在國家政策和社會評價的導引下，高校尤其是重點大學的大量教師將主要精力集中到了科研上，尤其是那些短期內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應用研究和社會服務項目上。由于導師以產品、服務、論文為中心，研究生也只能圍著其“打轉轉”，因此才出現了將導師稱為“老板”這一怪象。如此，怎么可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呢？

最后，博士研究生培養還存在畢業要求不高、把關不嚴的情況。

問題三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但博士生培養在資源投入方面和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例如較低的師生比。您覺得為保證博士生培養質量，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

周光禮

提高質量未來將是我國博士生培養的核心。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事實上是在向管理要質量，所有博士教育改革幾乎都集中在管理領域，比如相關主管部門要求的匿名博士論文抽檢平臺，通過匿名方式找三個評審專家，只要有一人不認可博士論文，就徹底否定了導師對學生的培養過程，也徹底否定了答辯專家的專業性鑒定。為迎合相關主管部門，高校又出臺了嚴格的獎懲條例。

如今，我們要從向管理要質量轉變為向培養要質量。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督導部門要相信我們的導師、相信同行專家和高校；切忌用簡單粗暴的問責性評估方式，否定博士生育人的全過程，這是極其不合理的，也容易“天怒人怨”。

包水梅

隨著博士生教育規模擴大，越來越多在知識儲備、方法訓練以及對學術研究認識等方面準備不足的學生群體進入博士生隊伍，他們需要在作為學科基礎的理論和方法以及能力、品質等方面進行規范的教育和訓練。另外，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要使博士生更迅速、高效地掌握新知識，必須首先對知識加以選擇和有效組織。

因此，新時期需要將導師指導與學生自由探究、規范的課程教學結合起來，以滿足學生的現實需要，適應大規模博士生的培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破“五唯”的背景下，高校需要理性看待論文撰寫和發表對于培養博士生科研能力、書面表達能力、溝通協調能力等的重要意義，而不是盲目取消對博士生論文發表的基本要求。

趙慶年

首先，要嚴格按照學術型和專業型兩種不同類型人才知識、能力、素質的要求，實施不同的人才培養模式。學術型人才培養堅持以理論問題為導向，由培養單位利用實驗室或研究室獨立進行，要依據知識生產模式變化趨勢，大力推進跨學科人才培養。專業型人才培養則要堅持實踐問題為導向，由培養單位與用人單位聯合培養。

其次，要加大培養條件建設力度，包括實驗室、研究室和數據庫建設，嚴格控制師生比。

第三，要讓博士研究生尤其是學術型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回歸到學術的軌道上來，而不是產品、服務和論文。

第四，要堅持學術標準，行政管理部門需加大對博士學位論文的抽查監督力度和處罰力度，迫使培養單位和導師堅持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標準。

問題四

此前，有高教學者表示，河南一省的博士生招生指標數不敵清華、北大、浙大一校的半數。在您看來，在博士生培養數量方面，我們是否存在“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和問題？

陳洪捷

在傳統意義上，博士點授權是以培養單位的水平和條件為依據的，而不是以大學所在地區的人口密度等作為衡量標準。所以，目前博士點的區域分布呈現出不均衡的特點，東部名校多是博士生培養“大戶”，中西部高校博士點則非常少。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今天研究生教育規模和構成發生了很大改變，我們在堅持質量標準的前提下，能否考慮一下均衡發展問題？我們目前在發展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其目標就是面向地方經濟、面向行業需求培養應用導向的高層次人才。這樣，我們就必須在博士生和碩士生教育的布局方面，更多地考慮地區發展的需求。

把地區的均衡發展納入博士點和碩士點的授權標準，有人或許認為這樣會沖淡對學術質量的要求。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但我們其實有辦法兼顧質量和區域均衡的標準。眾所周知，近十余年來，我們統一以一級學科的口徑授權博士點。而一級學科授權博士點就意味著申請的大學要建設多個二級學科，而且都要達到同樣的高水平，否則就無望申請到博士點。

這種以一級學科為口徑的授權規定對整體水平不高的大學來說是“不友好”的，這些大學可能在某個二級學科上有較高水平，且能夠滿足本地經濟、行業需求。對此，主管部門可以考慮以二級學科的口徑授權，這將有利于尚沒有博士點或博士點少、博士生培養數量少的高校。如果我們一味強調一級學科，這些高校或許長期達不到一級學科的水平。而以二級學科口徑授權，一批具有一定實力的大學就會加入到博士培養單位的行列。

周光禮

河南高教學者反映的情況是事實，但我并不認為這有何問題。博士生教育代表著國家高等教育的高度，首要價值追求不是公平，而是效率和卓越。與其讓沒有學科基礎和培養能力的高校培養博士，還不如讓少數底蘊深厚的大學更多承擔博士培養任務。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宇曾做過我國35所A類一流大學（不包括國防科技大學）為其他著名大學培養博士師資情況排名。其結果顯示，排名前三位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這再次證明一流的學術精英出自少數頂尖的大學。

問題五

這兩年，屢屢曝出博士生畢業后到街道辦、中學等工作的新聞，并引起公眾關注。在您看來，在博士就業多元化的趨勢下，未來博士生培養體系是否也要適應社會變化？

陳洪捷

在博士畢業生中，不從事學術教學、科研工作的比例越來越高，其比例大約是60%。這是中國的趨勢，也是世界的趨勢。這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博士畢業生扎堆到中學任教應是中國特色制度環境下才出現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寧愿去中學就業，也不愿意到其他城市的大學工作，是為了能呆在大城市并取得編制，這不是博士生培養的問題，而是就業體制問題。

當然，我們也應思考，如果有60%的博士生畢業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大學在人才培養中是否應當為其就業前景做點規劃。這對大學傳統的培養模式是一個挑戰。

劉振天

關于博士生教育的結構，應該支持具備條件的高校發展應用型專業博士教育，如培養工程師的工程專業博士、培養醫師的醫學專業博士、培養教師和教育管理者的教育專業博士等。清華、北大等研究型大學主要適合培養學術型博士，不一定要承擔過多專業型博士生的教育任務，對后者，地方高水平應用型大學有較大優勢。

過去一流大學曾先后辦過高等職業教育、專科教育以及專業碩士教育，實踐證明并不很成功，反倒是地方應用型高校辦得不錯。專業博士生教育也是如此。關鍵是分類培養、分類發展，不能拘泥于單一模式和觀念。

包水梅

在博士就業多元化的趨勢下，未來博士生培養體系必然要適應社會變化。博士生教育當務之急是要在繼續保持科研優勢的前提下，改革培養過程，使培養的人才更具適應力、綜合素質更高。“人必須有能力在一生幾次更改其從事的領域”，這種足以使學生轉換職業的可遷移能力培養才是我們應該迫切關注的。

博士生就業市場的多元化，對博士生培養模式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博士生需要一些通用技能，如溝通合作能力、獲取信息的能力等，無法依靠傳統的“學徒式”模式培養，即博士生培養不能僅依靠課題研究或論文寫作進行，而是要通過增加課程教學、實踐環節完成。這就對傳統的“學徒式”培養模式提出了改革要求。

另一方面，就業市場從主要集中在大學和科研單位，迅速向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等部門擴展，這必然導致更多利益主體更關注博士生教育，評判博士質量的視角更加多元化。過去以學位論文的原創性作為唯一評判標準的評價模式無疑需要改革，除了學術創新外，博士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交流溝通能力等綜合素質都需要作為評價標準。

（本報記者計紅梅、陳彬、溫才妃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