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通過吸引和集聚國際人才資源，加快經濟科技發展和社會文化進步，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要求“堅持黨管人才原則，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設人才強國”。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為歷史節點，認真回顧我國國際人才政策的嬗變歷程，提煉國際人才戰略部署與政策實施的特征及規律，通過構建中國新時代的國際人才治理體系，形成引領全球人才流動的中國范式，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際人才政策肇始于延安時期。延安時期的國際人才政策是中國共產黨人才政策史上的初步探索階段。當時，黨中央制定了廣受贊譽的“來去自由”的人才政策，即“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這一決定使青年英才“到延安去”的理想達到了高潮。一批西方記者廣泛宣傳報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邊區人民的生產生活，一批醫療衛生人員甚至直接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第一線，另有很多海外華僑和出國留學人員奔赴革命圣地。無疑，延安時期的國際人才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執政之前的重要探索，凸顯了革命先輩們的政治勇氣和開闊胸襟，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國際人才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際人才政策隨著國際關系的劇烈變化而體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以1960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我國先后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了萬余名留學生，吸引了以蘇聯專家為主的近3萬名援華專家，初步建立了引進、管理和服務外國專家的體制機制，同時，大批留學西方和蘇聯的學子回到祖國的懷抱，報效新中國；第二階段，蘇聯突然撤退專家，在華外國專家的規模大幅度縮小，結構較為多元分散，留學回國人數也明顯減少，我國國際人才政策開始出現意識形態化、“左傾化”傾向。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出國留學大潮，并通過出臺各類政策措施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和外國專家來華，外國留學生規模更是持續擴大，留學工作和外國專家管理工作機制逐步建立，我國與外國、尤其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持續深化。盡管一度面臨著“人才流失”的輿論壓力，但通過營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出臺引智政策措施、提供配套服務等，中國在國際人才市場上的地位與作用進一步凸顯，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制機制和中國特色的人才工作方式方法，奠定了我國國際人才工作的基本格局，并成為推動中國迅速穩步發展的重要支撐，甚至成為很多新興經濟體學習借鑒的成功典范。

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為標志，我國各項事業、包括國際人才引進與管理工作都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我國在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引進政策、提升人才工作開放度水平、引進更多優秀海外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性進展。

首先，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更為系統化，圍繞海外高層次人才在稅收、保險、住房、子女入學、配偶安置、擔任領導職務、承擔重大科技項目以及享受國家特聘專家保障等方面，國家出臺了相應的配套政策。

其次，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心節點城市在海外人才引進、使用和激勵方面走在全國改革探索的前面，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招才引智工作，不斷創新引才工作模式，并紛紛出臺相關政策，為國際人才創新創業解除后顧之憂。

再次，建立健全外籍人才出入境和永久居留制度，公安部相繼在上海科創中心、北京中關村、廣東自貿區推出了出入境優惠政策，涉及外國人簽證、停留居留證件、永久居留證、方便外籍華人安居樂業、鼓勵外國學生就讀和創新創業等方面。

最后，來華留學工作進一步與國際對接，政府獎學金資助體系進一步健全，上海自貿區率先開啟了就地引進外國留學生的進程。2017年，我國已經穩步超越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留學目的地。

國際人才政策是我國國際戰略和大國外交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國人才戰略和科技戰略的重要內容。回顧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人才政策演進歷程，一個最基本的歷史經驗就是“黨管人才”。國際人才工作涉及諸多領域和部門，涉及諸多法律法規和政策舉措，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對外交往等諸多方面，既不是完全專業化的技術層級的議題，又不能停留在國家宏觀決策層面，而是必須做“人”的工作，落實到微觀層面。這就必須通過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和頂層設計，調集多方資源、整合各方力量，合力推進國際人才政策的具體落實。

按照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部署，我國需要全面改革國際人才領域的體制機制，加快建設國際人才治理體系，打造全球人才高地：

第一，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篩選國際人才并構建穩定的遴選機制；建立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引智管理部門和主要引智單位的信息共享（分別授權）、數據挖掘與動態跟蹤機制，以及開放動態的社會服務網絡，實現國際人才引進與管理全過程的數據整合與信息共享。

第二，加快綜合立法進程，通過法制化的途徑重塑行政管理體制，清晰界定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職責劃分與不同層級之間的權限劃分，從根本上診治“碎片化”頑疾，實現包括“黨管人才”原則在內的法制化，有效遏止一些地方部門亂作為的引智趨勢，形成協同治理的國際人才管理體制。

第三，以對接國際人才市場、融入全球人才大循環系統為導向，重新界定政府在吸引和集聚國際人才資源過程中的角色定位與特定條件下（針對頂尖級人才）的定價功能，充分發揮各類市場主體（主要是用人單位）在國際人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國際國內兩個人才市場的有序對接與良性互動，形成國際國內兩支人才隊伍在兩個市場上的同臺競爭格局。（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人事處處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