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佳雯
在2014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首次在公開場合發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自此，這一理念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熱潮。
時隔兩年多，科技在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力中發揮的作用，正日益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社會各界也期待著通過成果轉化，使科學技術在“雙創”中能有所作為，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采訪中，代表委員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科技人員完全可以通過科技成果轉化成為“雙創”的主力軍。
“最后一公里”考驗
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支持與投入不斷增加，讓科研人員看到了廣闊的發展前景，然而，也有委員擔心蓬勃發展的科學研究帶來的豐碩成果會被“束之高閣”。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副所長周玉梅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科技支撐，而科技成果如果不轉化就是一種浪費。”
在她看來，一線科研人員做出科研成果，也最了解成果該如何發揮作用，通過給科研人員獎勵等方式支持成果轉化，對國家經濟和科研人員個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不過，這件“好事”如何做成，還面臨著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最后一公里”的考驗。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黃偉光也指出，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科研論文產出國，我國科研成果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已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話題。
黃偉光擔心的科技成果難以走向市場的問題，已成為科技供給側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難點所在，也是許多走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歷程的人所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
對如何破解這一難題，黃偉光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通過建立專業轉化機構等方式，尋找到加快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的解決辦法，讓科技成果走向市場變得更容易些。
因為只有成果轉化的路徑暢通，科技成果才能在激發“雙創”活力中釋放更大的動能。
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待解
從中科院化學所帶著科研成果走出去創業，如今成為某科技企業領頭人的全國人大代表楊桂生，在創新創業的親身經歷中也發現了成果轉化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不是很了解市場需求，有些成果就像實驗報告一樣。”楊桂生說。
科技成果“有效供給不足”是楊桂生關心的首要問題。他注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員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甚至有時有炒作概念的嫌疑。在楊桂生的眼里，當下我國面臨的現實情況是“高校、科研院所拿得出手的東西比較少”，因為“科學家的成果未必適合市場”。
他甚至希望可以將成果轉移轉化工作與成果發明人、研究者之間拉開距離。“不一定非要研究者自己拿著成果去產業化”，將成果轉移給有承接能力的科技企業，利用他們已有的平臺和市場拓展能力，反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與此同時，楊桂生也發現在“雙創”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眾多科技企業孵化器、加速器在推動創新創業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只不過，這些機構硬件設施建設條件良好，但“軟件”配套卻略顯不足。楊桂生所說的“軟件”不足是“創業導師”的不足。
創業導師并非一個新概念，不過，當下創業導師基本都是通過活動、開會、講座、評委等形式進行義務性的勞動。楊桂生強調，創業是一件極具風險的事情，且對人的綜合素質要求很高，因而需要創業導師“一對一的長期輔導”。
創新模式將轉化前置
相較于楊桂生的擔憂，周玉梅對當下成果轉化的通路表現得更有信心。“轉化這個環節已經打通了，政策是支持的，唯一的差別是機構法人愿不愿意做這個事情。”周玉梅說。
針對楊桂生所說的科研人員研究成果與實際需求有差距的情況，周玉梅所在單位尋找到了自己的解決辦法。“我們可以從內部去引導，在做項目的時候，讓企業參與。”她說。
事實上，這就是微電子所一直踐行的轉化“前置”的做法。“應用類的項目，我們讓企業牽頭、科研人員參加，通過企業的需求牽引，讓成果產生的時候就對企業有用，而不是再做一次轉化。”周玉梅介紹。
也就是說，以往科研人員尋找課題做研究再聯系企業進行轉化的模式，在周玉梅的單位已經得到了根本性調整。“把科研成果轉化的動作前移到做科研活動的過程中，而不是成果做完后再找企業轉化。”周玉梅說，他們的這一模式已經得到了企業的認同。
不過，即便轉化通路順暢，楊桂生還有另一個擔憂的問題——“高校、科研院所被掏空”。他擔心，基礎研究源動力不足導致創新創業后勁不足，怕“行業里的科技問題沒人去研究”，所以他并不希望科研人員都離開科研崗位創業。
采訪中也有委員表示，優秀的科研人員去創業是否會使研究團隊縮減，其根本在于研究機構自身的團隊規劃。“這取決于研究所自己的規劃定位，如果學科方向是新技術應用，就應該讓他們出去，而對基礎研究則要營造寬松的科研環境。”周玉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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